2002年8月，当时只有24岁的查克• 梅尔顿还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南部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梅尔顿是一位体壮如牛的工人，有着一个四口之家，儿子布雷克和女儿贝利分别只有3岁和1岁。梅尔顿喜欢户外活动，钓鱼、猎鹿、驾乘四轮马车等等无所不好。一天，他与一些朋友相约到住家附近的一个湖泊里游泳。朋友们纷纷跳入水中，他紧随其后。不幸的是，梅尔顿的入水方式出了差子：他没能像其他人那样轻松入水，而是头部首先触到了湖底。几个小时后，圣路易斯医院传出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梅尔顿的脊髓严重受损，胸部以下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在随后的数月里，梅尔顿真正体会到了轮椅生活的滋味。每天，他的腿部都会出现难以自控的痉挛，多达二三十次。与此同时，他还丧失了排汗的功能，每到夏季只能在室外呆上区区几分钟。 政府支持 4年半后，梅尔顿入住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南山医院，接受一项目前尚处于现代医学前沿的治疗。在医院的一个手术室里，中国医生将一根银针扎入他的脊髓，再把从脐血中分离出来的干细胞注入其中。这种治疗方法是任何美国医生都未曾尝试过的，这给梅尔顿带来了新的希望：他的病况并非一成不变。梅尔顿表示：“我真想能够再站起来走路。现在我把任何一次治疗都看作是能够好转的机会。” 一周疗程过后，梅尔顿对结果十分满意。他的腿部痉挛已大体消失，针灸治疗也使其肌肉也有了发热的感觉。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我一再目睹和体验到了轻微的康复变化，真有一种宛如天助的神奇感觉。” 梅尔顿所接受的这种治疗方法在美国尚不存在，但却在中国开始普及。在中国，“干细胞”并非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默许下，中国医生要比其西方同行更为大胆，他们用从流产胎儿和脐血中提取的干细胞对患者施行救助。而在美国，医生只在临床实验时才会向少数人体注射从胚胎或脐血中提取的干细胞，而且即使是在医学实验中，具有最为广泛用途的胚胎干细胞通常也不会用于人体，因为这些细胞非常难以控制。通过动物实验，人们了解到干细胞可以转化为牙齿和毛发细胞——这肯定是人体心脏或大脑所不需要的东西。恐怕还要等到多年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才能拿出足够数据来证明干细胞疗法安全有效。迈克尔•福克斯和已故的克里斯托弗•里夫等人都以赞同干细胞疗法而闻名，可就连他们也从未主张过要放弃干细胞实验而将这一疗法直接施用于人体。许多西方医生认为，像查克•梅尔顿这样的病人应该留在美国接受治疗。中国医生无法证明其疗法行之有效，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斯蒂夫斯博士的话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样本统计规模，而且缺乏控制主体”。斯蒂夫斯最近与别人合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脊髓》（Spinal Cord）杂志上，这是一本指导干细胞临床实验的医学刊物。他称：“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法不会让人学到任何东西，既帮不了他们、也无助于我们，更不会令整个医学界从中受益。”罗伯特•兰扎博士是高级细胞技术公司（Advanced Cell Technology）主管科研与产品开发的副总裁，他所效力的这家公司位于加州阿拉梅达，在从事胚胎细胞研发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机构。据兰扎称，他“很担心许多患者会被利用”，并称去国外接受并不符合美国等国标准的医疗救治可能会有危险”。而中国医生则认为此类说法是夸大其辞。深圳北科生物技术公司的董事长胡祥博士认为，他们的经验早已表明，干细胞疗法并无任何危险可言。北科生物技术公司是深圳南山医院的合作单位，两家机构共同对查克•梅尔顿进行治疗。胡博士把他与其他中国医生实施的这一疗法比作骨髓移植，他说：“只要医生本人资质合格，而其所在医院亦能达标，就应该允许他们开展这种疗法。” 在他看来，这种治疗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治愈病痛，而且还能使中国在一个重大的新兴医学领域中脱颖而出。他甚至谈到要营建全球医疗网络，在拉美和东欧地区设立干细胞医疗研究中心。 成功经验无论成败与否，中国的干细胞临床医学都已处于世界的前列。据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乔恩•哈金说，目前中国已有100多家医院开展这种疗法。哈金现任北科生物技术公司外国患者医疗部的经理，负责协助南山医院招收海外病人。北科公司大约在一年前开始接收外国患者，迄今已诊治了来自29个国家的170位患者。他们大都同梅尔顿一样，是从互联网上了解到北科公司这项医疗服务的。许多人在中国治疗期间以及回国后，都在自己的博客上记述了他们的治疗经历。除了治疗脊髓损伤外，医务人员还负责医治多种硬化症、脑瘫以及一种可以导致肌肉功能退化的遗传疾病——共济失调。在这里，患者不仅可以接受干细胞治疗，还能得到其他类型的治疗，如理疗、针灸、按摩、药物治疗和电激疗法等等，每位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为1.7万美元，外加机票。梅尔顿和他的外国病友们都对西方医生的告诫有所耳闻，但他们同时也了解北科的成功经验。由于本国医生无法为其带来康复的希望，他们都乐意到中国来碰碰运气，因而对于批评意见置若罔闻。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前中学教师雷切尔•莱恩说：“人们就爱说三道四，可他们的生活与我不一样。” 莱恩患上共济失调后被迫放弃了在学校教书的工作，因为她那时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她愤懑不平地回忆说：“人们都以为我喝多了。” 胡祥博士认为，医生们有义务帮助这些患者。他称：“如果有人提出应继续等待临床实验的结论，那么这些病人康复的机会就会丧失殆尽。”为了应对西方同行们的反对之声，胡祥希望马上开始对他的疗法进行临床实验。他说：“我们认为这一疗法安全有效，下一步就是要证明这个事实。” 西方国家的医生可能不会轻而易举就被说服。苏珊•帕尔曼博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病学教授，她一直负责照料一名患者，无论是在他去中国接受干细胞治疗之前还是术后。据她证实，患者的病况的确有所改观，这在医学上是了不起的进步，然而这一良好开端却无法持久。帕尔曼指出，由于患者在中国接受的不同疗法具有多种特性，因此很难判定干细胞疗法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她举例说，对于共济失调的症状，采取积极理疗是公认的有效疗法。她认为，干细胞疗法同样具有风险，例如有一位亨廷顿舞蹈病患者在接受胚胎干细胞治疗之后被诊断出长了脑瘤。查克•梅尔顿倒是毫无顾忌。他讲了自己在头一回接受干细胞治疗后不久的一次经历。那是在一个深夜里，他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有了一种多年未曾有过的感觉。他说：“我的枕头湿了，头发湿了，就连脖颈也都湿了。当时我几乎热泪盈眶。” 这是他发生意外以来第一次出汗。梅尔顿的疗程已在今年2月中旬之前结束。虽然西方医生的担心不无科学依据，可他已打算来年再回中国接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