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安妮•道奇的年轻女子在15年中接连求诊了不同的医生，以寻求能治愈她被确诊数次的饮食紊乱。道奇在每次用餐后都要饱受恶心和剧烈腹痛的折磨，有时还会呕吐。似乎没有办法能帮助她——治疗无效，抗抑郁症药无效，内科医生开出的每天3000卡路里热量的饮食处方也无计可施。她的体重降到82磅（约 37公斤），陷入了饿死的生命危险。道奇咨询了不下30位医生，最终有一位医生尝试了一下新的思路，认为她的病情或许与先前诊断出的病因不同。他为道奇做了一系列检查，花数小时与她谈话了解病因。终于，这位医生在偶然之中发现了治疗方法：道奇患有一种罕见的自体免疫性疾病，但只要她在饮食中避免摄入麦麸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住病情。治疗立竿见影，道奇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像道奇这样的有关医疗服务的不快经历是《医生如何思考》（How Doctors Think）一书的主线，本书作者杰罗姆•古柏曼教授是位有临床经验的医学博士，任教于哈佛大学医学院。他在书中深入探讨了导致医生误诊的认知过程和诊断偏见。他指出，来自利益至上的健康管理组织（HMO）和盛气凌人的药业营销手段等医疗行业内的压力致使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大打折扣。古柏曼用一种切中要害但并不过激的笔触，打开了通向医生诊室的这扇不为常人所熟悉的窗口，并传授了对所有病人都有价值的经验。古柏曼在各章节中有条不紊地逐一揭示医生在诊断中最易发生的失误，并佐以有说服力的真实案例。其中一种失误就是“典型性症状的判断失误”，即医生诊断时被患者表现出的某种典型疾病的症状所迷惑。某个急诊室医生把一位40多岁护林员的胸痛诊断为肌肉痉挛，因为病人看上去健康得无法让人将他与心脏疾病联系起来。而实际上，这位病人患有不定期发作的心绞痛，转日便在急诊室突发心脏病。另一种失误是“诊断惯性”，即接诊医生通常会盲目地全盘接受首诊医生的诊断意见。“诊断惯性就像一块巨石从山顶滚落，其所积攒的能量能摧毁沿途的任何东西，”古柏曼在书中这样写道。发生在道奇身上的情形正是如此。古柏曼同时表达了对医疗行业的不满。他相信行业压力加重了医生的负担，迫使他们吃了实际经验不足的亏。由于管理性医疗公司削减了医生的偿付比例，他们只能用在一天里塞进尽可能多的门诊病人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古柏曼写道，波士顿的一家医疗机构授意医生们将首诊病人的诊时从1小时缩减到40分钟，并把复诊时间控制在15分钟内。医生们被要求在接待病人时依照模板填写电子文档，以期通过他们的平板电脑传送数据从而加快病人诊费的结算。与此同时，制药企业的广告也在向消费者狂轰滥炸，引诱他们“向医生咨询”有关新药的情况。许多内科医生因担心失去业绩而宁愿妥协，满足病人开药的要求却不在乎处方是否对其有效，古柏曼如是说。古柏曼所了解的其他一些案例也成为本书最让人大开眼界的部分。他向读者介绍了雷切尔•斯坦——一位收养了越南婴儿的犹太裔学者。这个叫希拉的孩子刚到美国几天后就病得极其严重，医院的内科医生们将她诊断为患有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症（SCID），这是一种在亚洲常见的遗传病。他们声称救治希拉的唯一希望就是进行骨髓移植，但这种治疗对于生命垂危的希拉无异于解不了近渴的远水。斯坦花费数小时研究这种疾病并且联系了许多受该病困扰的家庭。她愈发确信希拉的问题是营养不良而非免疫缺陷，并要求医院为她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证明斯坦是正确的：希拉的免疫系统正常，适当地补充营养便使她的健康状况日益恢复起来。当初由于孩子的症状与典型的免疫缺陷病人十分相似，医生们理所当然地做出了判断而忽视了本该更简单的诊断。古柏曼书中最实用的部分在于后记。在这部分里他鼓励病人去挑战医生的判断，甚至给出了使用什么语句的详细建议。他推荐使用明显的、开放的问题，比如：“会有其他的可能吗？”或“有没有不符合的症状？”在读过这些误诊的故事和危及生命的诊断后，病人们极有可能会采取古柏曼提出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