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还是一颗受精卵的时候,她就幸运地成为获胜者。
她和另外10个兄弟姐妹一起,放在试管里接受挑选。挑选的依据,是有没有携带一种可怕的基因。
这种基因,使人更容易患上癌症。因此,6个携带的竞争者出局了。其余5个命运也各不相同,两个被放入冷冻室,两个被植入母亲体内生长,另一个,下落不明——也许是被丢弃在医院的垃圾箱里。
在母亲的子宫里,她是成功地活下来的那一个。1月9日这一天,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附属医院里,她出生了。
“母子平安。”一名医生宣告说。媒体蜂拥而至。她被形容为英国第一个经过基因筛选而不带致癌基因的婴儿,同时也是一个人类生育伦理的挑战者。
不怪命运,怪基因
英国女子海伦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癌症和死亡的阴影下度过的。
海伦如今24岁。在她12岁那年,她的母亲先后患上了乳腺癌和卵巢癌,随后去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过去的岁月里,她母亲家族中,连续三代都有女性被乳腺癌杀死。
为海伦一家带来噩运的是一种基因发生的变异。这种被称为BRCA1的基因,和另一种BRCA2基因,都是人体内的肿瘤抑制基因,它们的作用是维持基因组稳定,防止细胞组织不受控制地疯长。
遗憾的是,在有些人的体内,BRCA1或BRCA2基因变异了。变异型的两种基因失去了抑制肿瘤的功能,因此,携带这种变异型基因的女性,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将提高3~7倍,而她们的后代也有可能将这个基因遗传下来。
事实上,海伦一家并不孤单。一份统计显示,在英国,每年有4万多人患上乳腺癌,其中5%~10%,是因为携带了发生变异的BRCA1或BRCA2基因。
结婚后不久,海伦就获悉,自己也遗传了变异后的BRCA1基因。她开始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患上乳腺癌,“并有可能把致癌基因遗传给我的孩子”。
她决定改变继承自家族的命运。两年前,海伦来到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寻求帮助。在这里,她和丈夫遇到了另一对同病相怜的小夫妻。
这对夫妇希望隐去姓名。当时刚28岁的丈夫,也有着与海伦家相似的遭遇。他的外祖母、母亲、姨妈、姐姐和一个表妹,先后患上了乳腺癌。
在亲身经历了姐姐发病时的痛苦后,他们同样担心,如果不做点儿什么,怀孕后的孩子,也得从父亲身上将这种可怕的命运遗传下去。
“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许多坎坷,我不能为他们来预测。但对这一个,我们是确知的,我们觉得有责任做点什么。”他们面对记者,表白心迹。
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接受了他们的求助。而这两个家庭的希望,维系在一种被称作“胚胎植入前诊断技术”的医学手段上。从保罗·瑟哈尔医生接待两对夫妇的那天起,一场基因层面上的竞争就注定要发生了。
竞争者是几个卵细胞。
选择一个好基因
那么,将来你想生个什么样的孩子,大眼睛、黑头发,并且高鼻梁的吗?你也许会觉得这无法控制,但有了“胚胎植入前诊断技术”,这也许不再是天方夜谭了:没事,你可以弄上十来个受精卵,挨个挑吧。
“胚胎植入前诊断技术”简称为PGD。用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的保罗·瑟哈尔大夫带点儿夸张的语气来说,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但这项被称为“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技术也没那么麻烦。许多人喜欢一言以蔽之:如何选择一个好基因。
经过体外受精以后,从几个可能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中,挑选一个健康的胚胎,移到子宫里。通过这个办法,人们可以挑选具有某个特定基因型的后代。从1989年开始,在生育前针对某种遗传性疾病进行PGD实验成为常见的做法。
生活在癌症阴影之下的这两对夫妇,也把目光投向了它。但在得到治疗之前,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首先,他们必须得到英国官方的许可。
在英国,负责管理体外受精和胚胎遗传性测试的机构,是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并非每一例胚胎筛选都被允许,此前,只有那些90%~100%会发病的遗传性疾病,如亨廷顿氏等病的基因携带者,才被允许进行胚胎筛选。
2007年4月25日,保罗·瑟哈尔正式向管理局提交了进行BRCA1基因测试的申请。随后,一个专门的公众听证会得以举行,参加者除了科学家,还有普通公众。
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并称,大多数人都对那些拥有乳腺癌和卵巢癌病史的家庭予以同情,“因为这会导致这些家庭的女儿或孙女生活在随时被病魔击中的恐惧之中”。
“胚胎筛选给了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海伦说:“我们未来的女儿得以远离这个阴影。”
在得到批准后,瑟哈尔花了更长的时间进行准备。第一个接受治疗的并不是海伦一家,而是另一对夫妇。瑟哈尔抽取携带致病基因的丈夫的血液进行检测,并确认他携带了BRCA1变异型基因。
试管、镊子、橡胶手套——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