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艾滋病流行仍处于快速增长期；性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更易蔓延至一般人群；疫苗研究失败之后再露曙光。
11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上海发布了《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同时，中国卫生部也发布了我国的疫情报告：截至今年10月31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近32万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0万余例。此外，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到今年年底，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总数估计将达74万人。
12月1日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在此前夕，《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研究员。
感染人数：曾经预测1000万，目前估计74万，仍处于快速增长期
中国新闻周刊：多年以来，包括你在内的许多专家一直都在呼吁重视艾滋病，加大投入。对于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曾有人警告说“将来要是不控制好，到2010年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但今天的事实是，估计中国只有不到100万的病人和感染者，艾滋病的威胁在中国是否被夸大了？
邵一鸣：1000万是1998年国家在制订（防控艾滋病）中长期规划时国内外估计数据的中位数。这是基于当时的敏感人群、高危行为、国家的投入等因素，假设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结果。
我作为专家组的成员，承担测算国家规划至2010年艾滋病的控制目标，最终将它确定为150万，即我们的防治目标是要防住有可能发生的85%的感染。目前来看，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发布的《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中，有关中国的数据是如何得到的？
邵一鸣：这个数据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际的数据，即我们查出来的报告病例有32万。另一部分是估计性数据，主要是针对一些高危人群，比如吸毒人群、性工作者，和一般人群的抽样检测，由此得到的平均感染率，再乘以总人群，最后相加而获得的。对于艾滋病数据的统计，各国采取的策略不一，发达国家多以报告数字为主，较少采用估计的方法，主要看每年检测和流行病哨点查出来的多少，来了解疫情状况和各年间的动态变化。因为估计数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把握性不如检测和监测数据高。
中国新闻周刊：估计数据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邵一鸣：从技术上讲，艾滋病各类高危人群总数不易把握，造成用抽样结果推算总体的精确度受阻。非技术因素包括行政干预。因为估计数字要经各地行政部门认可后才可逐级上报。这就可能出现一些地方不愿意排在前面，他们报上来的数据就有可能偏低；也有些地方希望数字偏高，这样才能得到中央政府更多的经费支持。行政因素的干扰在我国现有国情下是消除不了的。所以实际检测数字的可信度更高，是说明动态疫情变化的最好数据。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艾滋病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从新的数据看，有什么变化？
邵一鸣：现在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应该说，中国目前还是处于流行压力很大的阶段。
传播途径：性传播超过吸毒和血液传播，更易蔓延至一般人群，令防控难度加大
中国新闻周刊：新的报告称，当前艾滋病在中国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已从血液传播转向性传播，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邵一鸣：性传播现在超过了50%，这就意味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速度会加快。从以吸毒和血液传播为主，转变到以性传播为主，很多国家用了5年时间。我们国家差不多用了15年的时间，但是它还是到来了。
这一转变意味着未来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因为吸毒和血液传播人群比较局限，对这些途径我们有有效的技术手段加以阻断，但是如果以性传播为主，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性活动是人们普遍的行为，所以疾病更容易通过这种途径传播到一般人群，阻断技术也复杂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