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现场
儿科病？社会病？
在“以药养医”制度下，儿科医生收入偏低。一个“小毛头”用一支先锋六号可以打3天，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
儿科是医患关系的“重灾区”。一个孩子生病，最夸张时有6个人同时在医院里陪伴，很容易产生矛盾。
我国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这意味着，每个儿科医生要照顾近4000名儿童，而在德国和美国，这一数字分别是300和400。
由于长期的医生短缺，儿科“病”了。这一次重新揭开伤疤的，是一份只有44个字连带两个叹号的告示。
“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到8个小时！如果你能等，就挂号，不能等请去其他医院！”
5月19日上午，一张写有如上内容的纸片贴在深圳儿童医院4号挂号窗口的玻璃上，并被患儿家属拍下来，上传到微博上。这家深圳市唯一的儿童医院在“八毛门”事件过后，又陷入新一轮舆论风波。
一家媒体根据医院当天的监控录像，还原了那个早晨发生的事情：挂号台一名小伙子和一个排队的患者之间发生争吵，而且“被骂了”，10分钟后，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行字，贴在窗口上。
这份被称为“霸气逐客令”的手写告示只有短短7行，却激活了人们沉积多年、对各自所在城市的儿童医院不太美好的回忆。一位网友写道：“只要你去过儿童医院，真的就会理解这个‘逐客令’了，漫长的等待、人山人海、充斥着小孩子屎尿味、根本不流通的空气……”
但在深圳儿童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看来，那份告示的语气虽然冷淡，讲的却是事实。据媒体报道，进入5月以来，这家医院日均接收患者4900人次，超过就诊容量的一倍。
供需矛盾紧张的，不仅是深圳一地。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在200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这意味着，每个儿科医生要照顾近4000名儿童，而在德国和美国，这一数字分别是300和400。
当家长们在医院的走廊中，释放着等待的怒气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对手并不是医生，而是一场死死拖住儿科的“慢性病”。
医生从医院大门接踵而出，患儿却在不断地涌进医院大门
当深圳儿童医院陷入舆论风波时，首都儿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儿研所”)所长罗毅正在考虑启动第三轮招聘，因为3个月过去了，距离50名儿科医生的人才储备计划，还有空缺。
北京仅有的两所儿童医院承载了全市近一半的儿科门诊量。儿研所就是其中之一，每天接待近6000人次的门诊量。按照儿研所4月份的统计数据，每天上午就诊的病人接近3000人。如果要满足这些患者的需求，到底需要多少医生同时出诊？
罗毅举了个例子，假设有75名医生同时出诊，接纳这3000病人，这些医生必须一刻不能停歇，每位医生才能在上午的4个小时内看完40个门诊病人。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挂上号的小患者排在第36位，这意味着他要在走廊里等3.5小时才能看上病，但在儿科医生短缺的情况下，即使看上病，他也只有6分钟的时间。
如果满足患者家属的要求，每个人和医生相处的时间再“奢侈”地增加4分钟，这意味着36号小朋友想要看上病，只能等到下午。
每一天，“36号”的抱怨就这样在医院里重复着。有人曾不解地问罗毅：“怎么不多派点医生同时出诊？”但据罗毅介绍，儿研所现有医生256人，而其中一些医生还要负责住院病房医疗、值班、科研、教学等工作，不可能全部用于门诊。
为缓解供需矛盾，儿研所从今年开始增加了招聘名额。然而在2月份第一轮招聘中，只招到20人。第二轮招聘，符合面试条件的有31人，而真正面试时只来了26人——即使他们全部通过，也没有完成50人的招聘计划。
“面对患儿就医需求，目前儿科医生的数量远远不够。”罗毅说，“儿科医生不是当前大多数医学院毕业生的首选志愿，主要有三个原因：工作量大、工作风险大、收入低。”
通常来说，公立医院的收入结构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价格以及药品收入三部分。但在罗毅的观察中，在政府投入不足、服务价格相对低廉的情况下，药品收入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以药养医”。然而，儿童医院、儿科诊室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天然劣势。
“儿科的用药量按公斤体重来计算。一个‘小毛头’用一支先锋六号可以打3天，上、下午各注射一次，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上海医学博士杨文(化名)说。
“医院都是按收入减去成本，算科室的营利，然后再按一定比例给医生发奖金。儿科永远落后于任何成人科室。同等资历比，我们比拍X光照片的收入都要低。”杨文说。
看清这一点后，这个喜欢儿科的年轻人在36岁时从上海某三甲医院辞职，转行去卖保险。选择离开的并不只有她一人。这些年来，她所在的科室几乎换了一圈人，有人转了科室，有人转行，去做医药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