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数据表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地位迅速崛起，大有超越欧美之势。在欧美国家围绕干细胞、转基因植物的伦理道德、环境影响问题大打口水战的时候，亚洲国家已在众多生物技术前沿取得突破，并在生物技术的推广应用中表现的卓有成效。
在新加坡，一个面积18.5万平方米的生物医学研发中心在两年半时间内平地而起，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快的速度，这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足见新加坡政府对发展生物技术的重视。德国马普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阿克斯•乌利希已担任新加坡政府顾问4年，相比较自己德国研究所的基础设施，他对新加坡羡慕不已。在这里搞研究，政府给研究小组提供为期3年500万欧元的资金，而且投资方并不急于要你出成果，这给研究人员减少了很大精神压力，促成了研究专利的成倍增长。
新加坡还通过优惠合同、低税收、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中国、印度是新加坡最重要的人才输出国，当然也有来自欧美在生物技术领域的顶尖人才，如英国癌症医学专家大卫•拉纳、克隆羊多莉的研究者之一阿兰•科尔曼、日本分子及细胞学专家伊滕、以及美国原国家癌症研究所首席专家爱迪森•刘。新加坡已网罗了约5000名生物技术专家，其中不乏整个研究小组全部从国外被吸引到新加坡的情况。
宽松的研究环境也吸引了像瑞士诺华蒂这样的著名医药企业，诺华蒂已投资2亿瑞士法郎（约合1.3亿欧元）在新加坡。相比较亚洲其他地方，诺华蒂感觉新加坡在投资环境、研究氛围、政治稳定、政府效率和民众科学意识的综合因素方面更具优势。诺华蒂专家称赞新加坡政府“没有官僚作风，这里对生物医学研究的认可度远高于欧洲”，诺华蒂在新加坡生物医学中心从事开发治疗登革热和肿瘤药物的专家就有64名。同样被吸引来的著名医药企业还有葛兰素、默克、利莱等。
与新加坡同样有吸引力，并可与此竞争的是中国。借助于国家对生物技术的大力支持，以及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成本较低研究人员，中国的生物技术发展有很好的基础。中国庞大人群对生物药品等生物技术产品的巨大需求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消费市场，因此中国在涉及干细胞、转基因等有关生物技术伦理道德问题上受到的阻力比欧美要小得多。
中国大学每年能培养出约2万名生物技术人才，除了约20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外，还有许多各种途径投资的生物技术公司。在2001至2005年期间，中国的生物技术投资超过12亿欧元，在许多生物技术领域已取得骄人成绩，如1999年参与国际人类遗传基因的解码，在这个项目中北京的遗传基因研究所还发明了独到的基因DNA测序方法。
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中国也名列前茅，2001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就已超过70万公顷，现在的种植面积更是翻了几倍，中国已成为世界5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开放的环境同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北京、上海、深圳都建立起颇具规模的生物技术园区。世界著名的酶和微生物公司丹麦的诺华在天津已设立了工厂，并在北京开设了研发中心，研究项目从环保涂料到食品加工、从可再生能源到污水处理，领域非常广泛。
生物技术在日本也蓬勃兴起，日本神户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生物技术园区，这里的研究人员和设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第一个克隆成功人体胚胎细胞的韩国克隆技术权威HwangWooSuk在参观神户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后表示，要使其在韩国的实验室加强与日本的合作。
日本生物技术集中在干细胞研究和基因治疗，小泉首相建议政府在严格控制的基础上开展治疗性人体胚胎克隆研究。日本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生物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其生物技术及其产品产值已由2001年的100亿欧元增加到目前的1850亿欧元，从业人数由6.7万增加到100万。
市场分析家预计，2010年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产值将达到2万亿欧元，如此大的市场究竟美国、欧盟、亚洲国家谁能抢得更多的商机，现在还不好下结论，但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亚洲国家大有超越欧美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