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去，格兰治堡（Grange Castle）也不过就是个最常见的工业园区，大片的绿地上，点缀着标准化的玻璃幕墙和钢结构厂房。距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十几公里的这片地界，因15世纪时伯明翰家族建造的一座古堡而得名，但几百年过去，古迹早已所剩无几。如今令这里名闻天下的，却是一座促成了全球医药行业最大并购案的工厂——格兰治堡生物技术基地（Grange Castle Biotech Campus）。
680亿美金背后的筹码
2009年1月26日，当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金德勒（Jeffrey Kindler）与惠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伯纳德-波索特（Bernard Poussot）联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两家公司已达成并购协议时，几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发出疑问：不惜一掷680亿美元的巨资，辉瑞所为何来？
主流的声音是，鉴于辉瑞全球最畅销的明星药物立普妥（Liptor）即将于2011年专利到期，辉瑞必须像当年靠收购华纳-兰伯特（Warner Lambert）拿到立普妥、收购法玛西亚拿到西乐葆（Celebrex）一样，借助收购扩充自己的产品线，确保全球制药业老大的地位。
然而，这个答案并未能解释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市场上，也有许多其他传统大型制药公司也在待价而沽，他们手头也有自己的潜在明星药物生产线，为什么偏偏是惠氏？就算惠氏手头握有全球销售额最高的疫苗沛儿（Prevenar）和在全球处方药市场销售额排名第5的恩利（Enbrel），但这两者已经上市多年，专利也有马上过期之虞。更何况，在制药业中，早有所谓的“me-too”药物一说，也即当市场上出现某种畅销的创新专利药物后，其他竞争对手沿用其研发思路、作用机理和作用靶点，在化学结构上进行一定修饰后研制出的规避了专利侵权问题的药物。以辉瑞如今在全球的研发和生产实力，如果只是为了拿到某一两种药物的专利，在众多强强并购带来复杂整合难题的前车之鉴下，在向小公司或实验室收购新药专利蔚为风气之时，为何逆流而动，采取这种连窝端的“笨”办法？
《纽约时报》的记者娜塔莎-辛格（Natasha Singer）敏锐的看到了另外的答案：分子和平台。在她看来，惠氏对辉瑞最大的吸引力，便是在大分子生物技术药物领域的突出表现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而10年前，负责惠氏全球药物业务的波索特冒着极大风险、斥资20亿美元在爱尔兰建成的格兰治堡工厂，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分子生物技术药物生产基地之一，成了这次并购中惠氏最大的一个筹码。“借助对惠氏的收购，辉瑞一下子便从一个此前在生物制药领域甚少作为的公司，一跃成为生物制药和疫苗领域的世界第一……而要自己从头建造一个（像格兰治堡这样的生物制药基地），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以及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辛格这样写道。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制药业，5年意味着什么？2008年，沛儿给惠氏带来的收入为27亿美元，恩利，38亿美元（注：恩利当年销售总额为64亿美元，但在北美，这款药物由安进（Amgen）和惠氏共同销售。）
小分子与大分子之战
要理解辛格的判断，先得了解，新一代的生物技术药物与传统的化学药物相比，究竟有哪些根本性的不同。
“传统的化学药物，由小的化学分子构成，通常以药片或胶囊的形式呈现，在制药业中，将它们称为小分子药物，”格兰治堡的技术专家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博士对本刊介绍道。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借助DNA重组技术生产的大分子生物技术药物，开始崭露头角。“与传统的小分子化学药物不同，生物技术药物不是采用化学合成的方式制造出来的，而是以活细胞诱导出的复杂的大分子结构，它们的体积可能是小分子药物的100到1000倍。由于生物技术药物是针对疾病的致病机制设计出来的，因此可以治疗许多传统疗法束手无策或是疗效不佳的疾病，比如癌症、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疾病等。”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生物技术药物领域不断爆出“重磅炸弹”，最著名的案例，便是美国安进（Amgen）公司1989年推出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由于可以显著改善癌症病人因接受化疗而导致的贫血问题，尽管价格昂贵，但仍被广泛推荐使用。仅这一药物，便为安进公司带来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利润。而根据医药行业咨询公司IMS的统计，2007年，全球共110种药物的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就有29种为生物技术药物，而其中还包括16种年销售额超过40亿美元的“超级重磅炸弹”。“如果考虑到全球化学制药业已经有了超过100年的历史，人们正在使用的化学药物数以万计，而生物制药业从诞生到如今才不过25年时间，获得审批上市的生物技术药物也只有一二百种，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辉瑞格兰治堡工厂负责人马特-考克兰（Matt Corcoran）对本刊记者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