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医疗并不是一个新话题。然而近日广东省中山市推出的“下半年计划在全市公立医院推广廉价医疗方案”，一下子又使得廉价医疗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褒也好，贬也罢，总之舆论滔滔，让这个本是出于“既降低患者医疗费用、又能治好病人”美好初衷的举措，显得有些尴尬。 尴尬一：便宜没好货？ 在看病贵已成为老百姓一种普遍共识的时下，“廉价医疗”的问世并不那么讨好。 据《羊城晚报》报道，不少患者担心“廉价医疗不能取得好的医疗效果”而拒绝廉价医疗。广州某市级医院推出的“廉价门诊”就遭遇了尴尬。虽然门诊大厅十分醒目地张贴着“廉价门诊”告示，说明由经验丰富的医师主诊，采用国产廉价的药物、不做或只做简单的检查，最大限度降低门诊看病费用，诊室门口也告知了诊治范围包括内科、骨科、眼耳鼻喉科等科的30多种常见病，但一天下来也没有几个病人上门。其门可罗雀与其他诊室大排长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而同样的一幕在武汉也上演了。近日《武汉晨报》一篇报道称：武汉市首家针对低保和残疾人员开设的“爱心惠民医院”——武昌区第二医院，开业4月有余，日门诊量仅百余人，在患者质疑低价看不好病的同时，爱心惠民医院并没有被大多数市民接受。该报分析认为，惠民医院出现目前冷清的境况，首要问题是服务宣传太弱，其次就是在普通市民中，“看病贵”的概念仍旧根深蒂固，而改变此种状况并非短期能完成。 由此可见，诸如“人家都这么贵，凭什么你能这么便宜呢？肯定是质量不能保证”的逻辑思维并不少见。尽管医院方面一直强调提供廉价医疗的是“资深医生”，医生开出的药是“相对廉价而又能达到治疗效果的药”，但在这样的思维下，公众对于廉价医疗“避而择其它”似乎是情有可原的。生病是大事，没有人会愿意冒险，而廉价医疗的风险看上去更大。 按照这个逻辑思考，为什么选择廉价医疗会有更大的风险？《羊城晚报》的《是什么让人们对廉价医疗充满狐疑》一文将此归纳为诚信问题：排长龙的候诊者说“便宜没好货”，他们不相信有效的医疗可以是廉价的。这样的说法表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接受医疗的病人与提供医疗的医院，在廉价医疗的价值判定上存在着差异。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信用不是很高，同时在消费者和提供消费的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还很严重，当药品和医疗服务的消费者遭遇低社会信用和高信息不对称时，他们计算消费成本的最根本标准是信用而不会是货币，因为生命和健康不仅是他们希望“购买的物品”，而且是他们不愿付出的“成本”。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信用是一切医疗供给和医疗需求的价值基础。在廉价医疗诊室前就诊者寥寥的现象中，人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医疗的价值基础并不牢靠。由此，人们对上述的问题，即病人与医院存在价值判定差异的问题，也不难得出一个合理的解答，那就是夯实社会信用这个价值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廉价医疗对病患者只有以自身的信用让人家理解的责任，不存在要求人家以身家性命试医家信用之险的理由。 社会信用需要实践来构建。如果医疗机构能实现对廉价医疗所作出的承诺，如果这种承诺能够长期有效，如果能真正在保证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减轻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负担，那么相信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必然会作出明智的选择：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尴尬二：廉价医疗能走远吗 中山的廉价医疗并非首创，深圳在去年开设的外来工廉价门诊也曾备受争议。开设“外来工廉价门诊”的深圳医疗机构对外来工免去挂号费、诊疗费、专家会诊费等费用，并在检查、治疗方面给予10%~40%不等的减免。 与中山不同的是，深圳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外来工的欢迎。但更多的人开始担心，廉价医疗门诊由谁来埋单？因为这是廉价医疗门诊能否坚持的关键。 《人民日报》发表的《深圳——外来工廉价门诊怎样走远？》一文就提出了这一困惑：如果政府埋单，明显不合适。因为公费医疗制度向医疗保险的改革就是为了给政府减负。假如政府有实力和意愿搞福利医院，也还存在管理上的难题。医院是否会出现通过某些手段虚报费用而增加财政负担的情况？让开设廉价医疗门诊的医院埋单，也不现实。如果实行10%~40%的优惠后，医院不能收回成本，就可能出现在成本压力下降低服务质量的情况；如果能实现赢利，则表明目前医院形成了垄断利润。 种种疑问困扰着廉价医疗的前行，但尝试和期待都在继续。 尽管各地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廉价医疗的处境却颇有几分相似：犹如一部叫好不叫座的大片，赢得了行家的喝彩，却缺乏票房的支撑。接下来的路，除了提高观众（患者）的认识水平（对廉价医疗的理解），作为大片导演（政府方和实施的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思考如何加强宣传，努力兑现自己的承诺，让它成为民众认可的大片？ （转载自《医药经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