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山参至今已使用4000多年，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抢救心源性和失血性休克，能提高人体免疫力，抑制癌细胞快速扩散，抗老年痴呆症。由于其极高的药用价值而价格昂贵，在中药宝库中拥有至尊的地位，享有百草之王、百药之首的美誉。而现今，由于野山参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一些不法谋利者利用近些年人工培育的价格低廉的移山参、园参等冒充长白山野山参销售，谋取暴利，不仅坑害了广大消费者，也玷污了野山参的形象，严重扰乱了人参市场的经营秩序。 真机构鉴定出“假野山参” 从一份由吉林省延吉市技术监督管理局所属“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于2003年12月24日开具的野山参鉴定书可以看到，其编号已经排到了“2003101074”，表明该中心在2003年度已经发放了10万余份野山参的鉴定书。 像这样可以发证的鉴定机构在东北还有“农业部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吉林农业大学）、“农业部特产植物监督检验中心”、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参制品及系列产品质量检测站”、原国家医药局下属“吉林人参研究院”等，在人参销售大省浙江还有12个省市级的药检所。按每支参4~5克计算，2003年仅经“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一家发给鉴定证书的“野山参”就达到了500公斤左右，而据浙江省公布的数字，2003年由该省药检所鉴定的“野山参”也有50多公斤。此外，北京、上海经营参茸的公司等商家还有自己鉴定的野山参。如此算来，市面上的“野山参”数量就不难想象了。从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的上海、浙江两大市场平均每年野山参“用量在1500公斤左右”也可见，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出售的“野山参”总量之巨。现在仅从“50”、“1500”两个数字看，假冒之品已经达到了90%以上！ 据了解，目前参与人参管理的部门有多个，包括农业、质监、工商等。如前面所说，由国家质监总局、农业部等所属的人参鉴定机构各自为政，各发各的野山参“鉴定证书”。这些鉴定机构均带有盈利性质。由于这些机构都挂有“国”字头，没有任何风险，又由于野山参的质量目前主要靠经验和外观性状鉴定，无需任何检验设备，鉴定可说是无本的买卖。据悉，各家收费略有差异，一般视参的大小每支收费在30~300元不等，有的特品还需另行加价。 据了解，一些机构为了获取巨额检验堆，竟置国法而不顾，大肆鉴假。只要你交钱，就给你发放野山参“参份证”。当然，除公开的收费外，私下还要给鉴定人员更多的好处。据了解内幕的人士透露，这些收费都没有发票，也没人监管。某“检验中心”年收取的鉴定费有几百万元，有的人参商贩每年交的检验费就达100多万元。有的鉴定机构公家年收入60多万元，私人可拿到200多万元。而获得了合法身份证的“野山参”，也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便可捞取巨额暴利了。一些在产地只值几元钱的长芦石柱子生晒参，在北京、上海的知名大药房被卖到了几千元。暴利可达几十倍、甚至上千倍。销售这些“野山参”而获利的药店则一般是以“流水”按“4、6”或“4.5、5.5”与参商分成。实际上，一些鉴定机构与参商及经营野山参的药店已经形成了利益团体。 权威鉴定何处寻 由于对野山参鉴定机构的监管不到位、鉴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标准不统一、把握不一致，加上一些鉴定机构受经济利益驱动，对鉴定把关不严，甚至乱发鉴定证书，对野山参市场的混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野山参价格昂贵，均以单支品评论价，野山参的完整性是审定价格的依据之一，折芦断须就要降低品位，价格相差甚大。因此，对野山参不允许破坏性鉴别，即使有先进、发达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诸如高效液相（HPLC）、薄层扫描、核磁共振（NMR）、质谱（MS）、毛细管电脉、高速逆流色谱（MSCCC）等也难以发挥作用。但可通过X光透视检查，断层扫描检验其是否“工艺参”、野山参是否穿入铁钉、钢线。鉴别野山参，判断年龄长短，品位等级，仍以感官经验鉴定为主，而这种技术未经专门学习和长期的经验体会很难掌握。 野山参鉴别是一项专业技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极丰富的实践经验，仅凭文字规定的标准，很难把握其中的内涵，并作出正确的鉴定结论。因此，从事野山参鉴定、检验的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和考试、获得相应资格证书，才能上岗从事检验鉴定工作；国家还应成立专业的鉴定检验机构，鉴定与监管应由不同的部门担任，以确保鉴定质量的准确性；在流通领域应实行野山参品种专营许可证制度，进行严格管理，以利彻底净化和规范好人参市场的经营秩序，保护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野山参溯源 人参的文字记载距今有4000多年历史。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就记载有象形文字“参”。甲骨文产生于我国殷商时代?公园前16世纪?，据考证，该时期我国各族群或部落的“图腾”上也出现了象形文字“参”，后来《神农本草经》对人参药用价值作了详细的记载。《本草纲目》中李时珍称人参为神草。依据人参的植物生态习性，《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鬼盖是指背阳向阴而得名。 陶弘景《名医别录》记载：“人参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还记载：“人参生上党及辽东”。说明人参最早发现和应用是在上党，辽东在后。上党为秦时的上党郡（今山西子长县），辽东为战国时期燕国郡名（今辽宁西部），当时人参均为“野山参”。 辽、金、元、明、清先后在北京建都，所需建筑用材及燃料全都取自于相近的太行山和燕山。特别是明朝永乐年间的迁都，每年贩运到北京的木材不下一百多万株，使上党人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终于灭绝。后来参商又把采购的目标转向了山海关以外，发现辽东人参远比上党丰厚，1609年寻挖野山参十多万株。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辽东森林变农田，于是人参产区历史性的萎缩到了东北长白山山脉及乌苏里江流域。 清朝初期，长白山地区被朝庭封为禁区，但后期未能禁住采参，特别是康熙中期，采参业达到了鼎盛时期。山东、河北的农民闯关东，以放山采参为业。人参主产区继续东移至长白山以北乌苏里江流域锡霍特山脉，那里人迹罕见，物产富饶，满山遍野的人参随处可见，多得可称“参场”。1858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我国野山参的主产区退缩至东北长白山山脉一带，产量进一步减少。 长白山野山参是驰名中外的稀世珍品，主产区为吉林省长白山的原始林区。由于其生长的自然环境条件极为特殊，加之生长缓慢，连年采挖，故而资源极为稀少。国家已将野山参列为二类保护植物（属限量使用采用品）。一位产区业内人士说，野山参“每年的出土量不过100~200苗，干品不过1公斤”。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称，该省“年产野山参30公斤左右”。 （转载自《医药经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