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生素A、D和E是否能预防癌症？食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心脏健康有什么影响？肥胖究竟会导致寿命缩短还是延长？对于这几个问题，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我们如何在这些矛盾的营养学发现中做出选择？约阿尼迪斯提出了一个简单方法：全部予以忽视。
希腊医生约翰·约阿尼迪斯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揭露同行们的错误和欺骗。他发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数东西都是误导、夸大，甚至完全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医生们在日常工作中依然在使用这些错误信息？
2001年，一个消息在希腊各家医院传播开来，外科医生为了累积手术时间，很多倒霉的阿尔巴尼亚移民被误诊为阑尾炎。在艾奥尼纳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刚当上医生的雅典娜·塔斯奥尼正和同事议论这个传闻，一位教授听到他们的对话后问她是否愿意证实这个传闻是否属实。她接受了这一挑战，在这位教授和其他同事的帮助下，最终写成一份正式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从阿尔巴尼亚患者身上摘除的阑尾没有患病的几率是希腊患者的3倍。“很难找到愿意发表这份报告的刊物，但我们还是设法让它得以发表。”后来证明，这次调查其实是一次考验。原来那位向塔斯奥尼提出挑战的教授计划挑选年轻医生和医学博士组成团队，攻克一个不同寻常而且极具争议性的问题。
去年春天，我参加了这个团队的周例会。塔斯奥尼和另外8名年轻的希腊研究者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约翰·约阿尼迪斯主持会议。
一名研究者，名叫乔治娅·萨兰迪的生物统计学家打开笔记本电脑和幻灯机，开始介绍她和几位同事正在研究的课题：制药公司是否在操纵发表的研究，从而让他们的药品貌似更有效？萨兰迪收集的数据似乎显示，事实果然如此。其他团队成员几乎立刻就提出了疑问。一人指出，萨兰迪的研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制药公司的研究并没有衡量最关键的“硬”结果，比如病患的生存和死亡比例，反而专注于“软”结果，比如主观描述的症状（“今天我的胸痛减轻了。”）另一人指出，萨兰迪的研究忽视了这个事实———当制药公司的数据似乎显示病患健康状况好转时，数据往往无法显示这一好转是药物带来的。
萨兰迪面不改色，似乎对这样的审问习以为常，只是回答说，一次研究不足以证实所有问题。就在我开始感觉，药物研究的数据具有无限可塑性的时候，一直在旁倾听的约阿尼迪斯教授提出了关键假设：是否有这种可能，制药公司事先小心选择了他们的研究课题———比如说，拿他们的药物和那些已知市场上的次等药物进行对比———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他们就能确保遥遥领先？“或许有时候，有偏见的并非答案而是问题，”他微笑着说。所有人都在点头。虽然药物研究的结果经常成为报纸头条，但你不得不怀疑，它们是否真的能够证明什么东西。事实上，考虑到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众多潜在问题，让人怀疑是否还有什么医学研究是值得信任的。
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约阿尼迪斯的职业生涯。他已经是医学研究可信度领域的世界权威。他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证明，大量生物医学研究者在出版论文中得出的结论———医生们在开抗生素或降压药时；或者建议公众多吃纤维少吃肉时；或者当他们建议患者通过手术治疗心脏病或背痛时，所依赖的结论———是夸大、误导甚至完全错误的。他甚至指出，多达90%的出版医学信息都是错误的。他的工作得到医学界的普遍承认；在该领域的顶级刊物上发表；他还是许多研讨会的金字招牌。考虑到他的研究涉及到医学领域的每个人、医生所做的一切和我们听到的所有健康建议，约阿尼迪斯很可能是世界上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而他担心医学研究领域的错误波及面如此的广泛，充满了利用冲突，或许将长期抗拒改革，甚至拒绝公开承认存在问题。
艾奥尼亚城是一个大学城，距离多多那圣地的古代剧场和宙斯神庙只有短短一段车程。据说，在古代，神通过一棵圣橡树向祭司们传达他们的旨意。今天，圣地遗址也有一棵橡树供游人预测未来。“我总是把来访的学者带到这里，他们几乎都会问橡树一个同样的问题，”约阿尼迪斯说，“‘我的研究经费能否得到批准？’”对经费的执著大大削弱了医学研究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