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起步的国内风险投资商错过了网络经济的短暂繁荣，但也侥幸避免了深度套牢的惨痛。现在它们对基因经济这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勇气，但这场考试的难度同网络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着与网络一样的远期美好图景和近期无底洞似的投入，一样的风险投资，一样的炒“海归派”，一样的疯狂“圈地”，甚至连海外上市的打算都一模一样……
其实他们的投入方式和赢利模式有根本不同。——本报记者
“警告企业，小心基因。从目前来看，做这个产业真正挣钱的没有几家，挣大钱的更是没有。这个产业在其高回报的同时，还是高风险的。”——西南证券资深证券分析师张仕元
本报实习记者申音记者王旗这个黄叶满地的深秋，网络的神话在破灭，纳斯达克的悲情没完没了。幸好生活不是一味的苛刻。6月，可以“媲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草图终于绘制完成。资本和知本有了再一次亲密接触的借口。第一个金苹果掉在美国，很快几乎所有的投资商都试图站到基因的树下。这一次赌注的筹码更高，而且庄家更狡猾了。
基因就是钱。有人比喻：“网络好比修路，不同的企业在修不同的路，其中一些路很可能哪一天就因为没有人走而彻底荒废。而基因是关系人生活和生命本质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没有用途，只是目前尚待开发。
基因产业的投资收益模式比网络清晰，但也更加缓慢。其三种收益模式中最快的就是发现基因后转让卖钱。第二个收益方式是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品，比如制作生物芯片，从投产到产生收益需要在3年左右时间完成。最慢的是第三种，即基因片断破解和应用，这需要很长的过程，最快的也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初见收益。
中国在基因这一轮竞争中的前景颇为令人担忧。国内对这个领域的投入多年累计仅几十亿人民币，其中风险投资仅1．2亿人民币。而同期美国的投入已经无法统计，其现有的1300多家生物工程企业，每年可以获得的风险投资就达到几十亿美元。中国企业融资渠道滞塞，风险投资出口狭窄，谁能够支撑着中国的基因产业走过5年或8年？
“种子队”登场
一次讲课改变了清华大学陈经博士的命运，因为课堂正好设在中南海国务院。现在的他一身二任。既是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担纲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两块牌子其实挂在同一栋大楼的进门处。国家在投下巨资之后，还想尝试建立一种企业、研究机构一体化联合体的新模式。作为博奥的总裁，诸学农的压力很大。这个新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就达4．9亿元人民币，即使不包括多项国际专利在内的无形资产，在国内规模也是首屈一指的。
老诸细析了公司的资金来源。“我们公司是以清华为依托，联系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三家共同成立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四家一共出资4000万，其中清华2500万，另三家各500万。国家计委以收购我们技术的名义给了2亿。四家按1配5的比例分配。此外，科技部三年有8000万的科研配套经费。另外还有海内外的风险投资1．5亿。”
北京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公司的项目经理尹茂生谈了对这个新公司的看法。“这个形式很有意思。国家不以大股东的面目出现，投资的钱成为技术方的股本。现在的壳很干净，适合风险投资的进入。而且政策很优惠，产品前景从技术角度讲也比较光明。”诸学农强调：“国家之所以改变以前直接拨款的形式，把中心办成企业，就是希望科研能够摆脱对政府依赖，具备市场意识。”
由于生物技术前期研发的巨大投入，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单纯的研究机构已经很难负担得起。而以企业方式介入，对于建立持续顺畅的融资渠道，减少风险，加快研究成果商业化应用等多方面都是有利的。类似的做法已经不止一家。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成立了北京诺塞基因组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而新疆友好集团1999年以现金方式出资5100万元（控股51％）和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共同组建成立了上海申友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工作的牵头者和组织者，中科院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名声在外。
华大的主任杨焕明说：“华大是一个研究机构，我们没有考虑整体上市，更多的想法是成立项目公司，而项目公司可以上市寻求更大的发展。”
上海的联合基因集团已经尝到了甜头。刚刚于今年成立的“联合基因”，囊括了7家围绕基因药物开发的不同职能的子公司，有的搞基因测序和克隆，有的搞基因芯片的开发，有的专门研究世界各国的基因专利。8月，联合基因下属的博德公司以技术入股，与上市公司星湖科技成立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额为5亿元，双方各占50％股份。博德的技术转让创下了2．5亿元的天价。
模式的创新，对于国内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研究单位和企业的结合是智力、资本的相互渗透、相互投资。企业要想获得超常收益，必然要早期投入，分担风险。而这种联合的成功，关键在于利益分配的公平。
富人玩的游戏
国家科技部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主任刘谦指出，美国1300家生物技术公司中，10％左右通过自我发展，其余大部分通过吸收风险投资基金和股票上市进行融资。每年融资额增长20％，销售额增长20％，就业率增长12．5％，股值增长8．76％。而目前国内有各类风险投资机构92家，资产74亿元。中国也应开通风险投资多渠道?包括民间的?，加大对生物技术开发投入。
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华大。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华大目前的资金主要是借款和课题经费，科技部和科学院分别给了3000万和1000万；乐清市借了（可以采取项目转让或给股份）1100万；以几个主任个人的名义向职工借了460万。尽管国家已经认识到华大所做工作的意义，但仅仅依靠国家拨款来维持华大的发展显然是不现实的。华大的副主任于军说：“华大要花的钱和注入的钱还有一定的差距，就是说我们需要的钱还没有都拿到，或者说我们需要的资金有个滞后的过程，是我们先做起来国家再给钱”。
诸学农透露在博奥的股东中，既有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首钢投资、北京风险科技投资等国内钱商，也有香港新世界、新加坡翔风、马来西亚力宝等国外大公司。“国家也要求一定要有风险投资的进入。如果风险投资不投入，国家也不投了。因为风险投资商能保证这个项目在市场上的运作和未来的商业前景。”
风格一向稳健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老总祁榕这次是冒了风险。公司开张两年，投了10个项目。其中中试后期和成熟期的项目占了9个，唯一还处在孵化期、种子期的只有博奥这一个，而且一投就是1500万。“国有的风险投资商拿国家的钱，是不敢冒风险的。生物芯片这个项目很前瞻，现在还只是在理论上、样品上做，真正从临床到应用，可能还要5年，产品能否转化成功，还很难说。如果项目失败，我就要下台。”
一直密切关注生物医药板块的西南证券资深证券分析师张仕元认为：产业发展环境不好，投资方和被投资方之间没有很好的中介。投资方的介入是一种“理想化介入”，也就是在对这个产业无所了解的情况下，根据被投资方所描述的最理想的状态来判断是否可以投资。但是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到底有多大，未必每个企业会去估计。
过去主要为政府项目提供决策咨询的北京市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现在有一半的工作是为投资商服务。6月，由该中心联合北京科技风险投资、上海联创、北京控股等七家投资机构共同发起了北京生物医药种子项目联盟。投资联盟的成立及运作，意味着牢牢锁定近百亿资本投资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注意力。中心产业发展部主管张泽工介绍称：“目前联盟还是松散型结构，只是在具体项目上共同探讨，划分权益。现在已经有几个项目上马了。我们计划在两年后，以联盟为基础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专门做这方面的项目投资。至于中心，我们正策划成立这个行业最专业化的咨询公司。”
很难不让人把基因和网络联系起来。同样是远期的美好图景和近期无底洞似的投入。同样有风险投资，同样炒“海归派”人士，同样是疯狂的“圈地”，甚至连海外上市的打算都一模一样。
张仕元警告企业，小心基因。“从目前来看，作这个产业的真正挣钱的没有几家，挣大钱的更是没有。这个产业在其高回报的同时，还是高风险的。风险来源于两点：一是很难保证所投入的研发资金可以回收，跟其他的高科技产业一样，投资所研发的成果未必会被市场所认可，也许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应用价值的东西。而与其他高科技产业相比，基因工程研究的投入要更高，时间更长。二是此产业研发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基因工程产业的研发成果往往是在飞跃或突破中出现的，企业要等得起。由于这两点原因，实力较弱的企业投资基因风险很大，而实力雄厚的企业终能赢利。”
不过他反对把基因和网络等同。他认为网络是一种工具，而基因是人的生命本身。10万个基因每个都有可能做成一个产业，而现在开发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断言：只要发现基因，取得专利权，就一定能赚钱。
生物企业能不能撑到赢利的一天？关键在于有没有畅通的融资渠道，毕竟企业不能靠卖血来投入。对于生物公司、基因公司而言，上市也许比网络公司容易。生物技术跟意识形态无关，而且国家在此方面投资甚巨。有消息称，国家863计划拟将南方和北方基因组研究中心拿到香港二板上市。而华大基因的执行主任汪建也在日前透露，华大有意在境外上市集资，或者引入香港财团合作拓展生物科技产业。博奥的诸学农态度明确：“公司有计划上市。因为我们的盘子太大，所以瞄准国际资本市场。毕竟美国的市场比中国大很多。
国内基因行业的“海归派”以技术专家为主，手中都握有几项专利。这对高科技小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而且由于基因资源有限，发现一个少一个，谁获得了基因专利，谁就获得了垄断这个基因产业的王牌，“圈地”也因此成为最有效的武器。这同．COM公司所谓的“圈地”相比，要实在和有用得多。
美国的苹果，中国的泡沫？
在这场高风险的赌博游戏中，美国无疑扮演着“强庄”的角色。80年代，在风险投资浇灌下的美国生物产业开始蓬勃兴起。经历了股市的三起三落之后，今天美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应用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在全球的基因专利成果中，它占了60％多。目前美国基因工程产业产出每年达到几百亿美元，而今年中国此产业的产出仅为30亿人民币。即便如此，美国上千家生物公司中也只有不到10％的企业真正盈利。
华夏证券的唐武潇高级分析师曾专门研究过美国生物技术股自80年代的历史表现。他指出“上三次行情主要是以基因克隆和工业化表达生产的蛋白类制品的企业为主，新一轮行情偏重于对以人体基因技术为核心的企业投资。生产抗体，小分子药物的企业因有前景的新药品进入后期临床，一旦成功即可上市赚钱，所以这类企业也是追捧的对象”。与之对照的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已有300多家生物工程研究单位，200多家现代生物医药企业，50多家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公司，上市公司中有30多家企业涉及生物制药。目前，基因工程药物、生物疫苗、生物诊断试剂三大类的基因产品均有国内企业参与生产。在今年股市上，新黄埔、友好集团、天坛生物等生物技术股也一度领跑大市。尽管场面煞是热闹，但玩家更担心被自己制造的“泡沫”玩死。就连基因概念股的领头羊新黄埔，在连续几个拉出涨停板之后，也不得不发出公告，称其基因研究至今未有新的发展和突破，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事实上，我国基因工程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重重：基础科学薄弱，人才稀缺；资金严重不足，缺乏自主创新和吸收创新能力；产品数量有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极少；在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制度缺陷，还没有建立起成熟的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融资体制；基因工程产业重复建设多，专利侵权问题十分突出，市场陷入恶性竞争；“入世”后，由于产品生产工艺水平和经营销售手段落后，国内基因药物市场将遭遇进口药品的冲击……
但在某些局部、某些领域我们仍有文章可做。诸学农指出，“生物芯片技术国内我们算最好的，也有一些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在世界上领先。当然在产品化的过程中，还是跟国外有一定差距。但这个差距绝对不像IT业那么大。”可惜这样的项目太少，北京生物中心的张泽工承认：“现在是卖方市场，国内适合企业、投资者的项目资源稀缺。”
在每一个赌场，庄家永远是最后的胜者。但在很多时候，赌客也有赢的机会。在关键的技术领域，咬紧不输；在有自己特色强势的领域，倾力搏赢，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胜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