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强调,要摒弃“只有脑力工作者才是人才”的陈旧观念。
连日来,围绕上海等地出现的人才新现象,本报一版连续推出了《现有人才捉襟见肘六类人才尤其紧缺上海世博会面向全球揽才》、《找本科生硕士生易寻高级技师难我国灰领人才危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等系列报道,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今天本报再次进行相关新闻的追踪,同时辟出《人才新视点》专栏,重点、深入地报道各地各部门、各行各业出现的有关人才方面的新政策、新举措、新气象、新观念和新问题。希望读者继续关注并提供报道线索。
针对“找本科生硕士生易,寻高级技师难”,我国灰领人才危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状况(见昨日本报一版),出席上海首届职业培训国际论坛会议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表示,打造外部和内部的发展环境,大力培养灰领人才刻不容缓。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王安顺则表示,从今年起实施的为期3年的上海“技能振兴计划”,将加强对“灰领”的培养,“上海市不仅需要院士、教授、专家,更需要能够把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灰领人才。”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陈宇强调:“‘灰领’的崛起是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潮流。”他说,经济发展过程分为起飞期、高速增长期和产业结构优化期。在高速增长期,劳动力结构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状,即领导层和操作层占很大比重,技术技能层所占比重小。但在产业结构优化期,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新型职业和工种不断出现,劳动力结构必然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啤酒桶现象。技术技能层(“灰领”)必将成为生产的核心力量、财富均衡的主要依托和社会的中坚。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告诉记者,目前我国高级技师的培养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大批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融技术性、知识性于一身的混合型人才。可实际上,目前我国的高级技师,已有50%左右进入中老年,“灰领”在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不到4%,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我国技师的受教育时间为9年多,而日本为12年多。目前我国有7000万技术人员,但高级技术人员只占4%;每年有600万人参加职业资格考试,但参加高级考试的不到10%。
“国内企业获得‘灰领’的主要方式是企业自己培养,这是作坊式的办法,师傅带徒弟,效果很差。”杨河清说,企业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但目前企业开展的技能培训主要有岗位培训、职业资格培训和复合培训,复合培训所占的比重最小。“灰领人才短缺的最大原因是观念问题。”杨河清指出,中国人历来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惟仕惟学,重仕轻工,重学历轻技能,好像只有脑力工作者才是人才。据调查,全国只有4%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去职高、技校学习。同时,现行教育体制注重书本理论,忽视实践操作,不符合灰领人才的培养要求。据了解,1996年全国技校有4467所,而2002年下降到了3792所,全国技校毕业生的数量,2000年比1999年减少了16257人。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教授说,要从社会、学校、企业三个方面营造“灰领”的发展环境。
“从社会环境上说,要有接纳‘灰领’的大环境,首先要提高人才流动的自由度,使之达到50%~60%;其次,要提高中介市场的专业水平;第三,人事档案和户籍档案管理要适应‘灰领’的流动;第四,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最后,在劳动仲裁方面,应该平等对待灰领人才。”
他说,学校应该是培养灰领人才的主要机构,包括中等技术学校、职业高中、高等职业学院,以及高等院校。“学校可以举办高水准的讲座、论坛,加强学校和劳动力系统以及培训机构的联系;教学计划可以加入一些应用型课题,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同时,进一步加强企业和学校之间的交流,让学生通过在企业实习、进行毕业设计等掌握实践操作能力。”
“从企业角度说,企业应该为‘灰领’营造高度和谐的发展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视对灰领人才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激励。可以适度轮换岗位,并加强培训,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指出,“中国制造”亟须改变以价格优势为惟一动力的局面,建立以高技能和复合型技能人才为基础的新的动力源,国内就业需要从单纯扩张数量转为数量和素质并举,形成凭素质就业的新局面。就业培训要从以供给导向为主,转向以市场需求为主。培训目标要从以单一技能培训为重点,转向以高新技能、复合技能、核心能力培训为重点。
●一个行业的劳动力若供大于求了,行业的单个劳动的社会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就会上升。“灰领”短缺了,他的价格自然就上升
●提供“灰领”的供给,需要社会出来讲话,首推舆论的引导;另外,需要社会来做事,重要的是地方的立法工作也要赶快跟上
●如果我们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对职业教育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社会呼唤“灰领”,才能从法规上得到落实,得到保证
“灰领”,近来在媒体上出现频率十分高的一个词汇。
据说,这个词汇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早就有了。英语为GRAY COLLAR。这是相对于“蓝领”、“白领”的一个词汇。“蓝领”,指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操作工人,“白领”指穿着白色衬衫的高级职员,“灰领”则是穿着灰色衣服的技术工人。如今上海缺少“灰领”。
日前,我参加上海市人大的一次立法调研,很有感触。这次调研的地点是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是为审议《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而进行的。只见学校的设备健全,规模很大,有的班在听课,有的班在操作高级机床,有的班在排除设备的故障,有的班则是在电脑上观察精密机床的流程。老师向我们介绍,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市场上十分抢手,就业率高达90%多。又据媒体报道,我国的“灰领”全线告急。今年我国的大学毕业生270万,高级技工的存量只有28万多,市场供不应求,上海在这方面的招收缺口就达70%,以至有关部门为了招收某些高级技工,不惜到海外以高薪去招聘。
其实,从工资的高低来说,有的高级技工的工资并不比有的“白领”低,有月薪可达6000-8000元的,动漫制作技工的工资可达10000-20000元。而从海外招来的顶级技工的年薪更令人咋舌。
记得我在初中升高中时,要考造船、航空、邮电、机械、铁路、钢铁等中专学校的,考分是很高的,如能被录取,在同学中是十分有面子的。我在读的高中是一所重点中学,学校的学工基地就是一个金工车间。当然,那时一个家庭总有兄弟姐妹好几个,家庭负担不了都读大学的开销,有的就先读技校,为家庭挑些担子。如今都是独生子女了,生活水平也高了,一般来说,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特别是把孩子送去读大学,往往是不惜工本的。至于孩子将来干什么,根据社会上的行情,选择的专业往往是IT、会计、经济管理、外贸、外语、金融等,简单来说是那些“外向型”、“管人型”、“弄电脑”、“来钱的”,也可以说,都是挤上当白领的“独木桥”。那些自己动手的、操作机床的、用扳头凿子的专业,变得门可罗雀。
社会的这种氛围是不正常的。其实,人才是多样的,社会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有坐办公室的,也有在外面跑的;有动脑的,也有动手的,而且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常常是不可替代的。市场经济基础性的调节手段是遵循价值规律的那双“看不见的手”。一个行业的劳动力若供大于求了,行业的单个劳动的社会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就会上升。社会的需求会逼使这双“看不见的手”出来调节。“灰领”短缺了,他的价格自然就上升。当然,等“看不见的手”出来调节,就有点被动了,会造成损失的。因为,人的成才不能立等可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灰领”的告急,与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有关。这些年,“中国制造”在世界形成冲击波。上海在跨世纪过程中,紧紧抓住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坚持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因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业的支撑,很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种“需求”在呼唤“供给”。提供“灰领”的供给,需要社会出来讲话,首推舆论的引导;另外,需要社会来做事,重要的是地方的立法工作也要赶快跟上。
刚刚结束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草案)》,就是一次很好的立法实践。地方立法是要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在依据全国人大立的大法,也叫“上位法”,有针对性地作出适合地方特点的法规条文的制定工作。比如,像呼唤“灰领”的问题就是一个范例。市场经济的发展,办学多元化的出现,教育资源的多渠道的来源,都是一些新情况。尽管我们已经有了1996年的国家的职业教育法,也有上海相关的法规,然而,社会急需反映新情况、适应新需求的有关职业教育法规的出台。
应该看到,对有些法规的需求,发达地区反应比较灵敏,比较超前。比如“衣领”的变化中就隐含对制度的需求。世界上,“白领”超过“蓝领”的信号,最初是1956年出现在美国。据说,美国这些年又出现“圆领”,即穿圆领衫在家里干活的人,叫“SOHO”一族,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驾驭网络经营的“老板”。这种被托夫勒称为在“电子小屋”工作的人士,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一定的比例了。
上海的“衣领”也有不少的变化。除了“蓝领”、“白领”、“灰领”,也有相当数量的“金领”,即从事金融行业的职工,还出现一定数量的“圆领”。现在,上海的“灰领”的告急,就需要在“游戏规则”上有新的说法,有新的规定。
上海市人大在地方立法的工作上是抓得很紧的,职业教育条例的修改就是很好的行动和举措。我也参加了立法调研和旁听审议过程,感到地方立法还相当不容易。在体制方面,还不只是办好职业教育学校,还应有一个全社会重视和共同实施的系统工程。从机制上说,也有不少策划和构思。比如,高级技工的证书机制就十分有作用。据说,持有微软、思科的高级技工证书,可以说,“走遍世界都不怕”了,就业是十分吃香的。又比如,《条例》拟规定,“政府采用购买培训服务的方式,鼓励在职职工和失业人员参加相应的职业培训”,就反映了一种新理念,一种新贡献。我想,如果我们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对职业教育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社会呼唤“灰领”,才能从法规上得到落实,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