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是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长期从事血液学工作，使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成为第一种基本可被治愈的人类急性白血病，实现了人类肿瘤发病原理和治疗学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他参与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筹划。
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
记者：上周您在“与院士对话”专栏谈到生物技术发展前景诱人，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会不会又如信息技术一样，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陈竺：发达国家今后要在生物技术领域独占鳌头不会那样轻松。这是因为与信息产业比较，生物技术产业具有资源依赖性强、技术依赖性强、市场垄断性差等特点，这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丰富、技术基础相对较差的后发国家带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以色列、巴西、古巴等少数生物技术实力并不强的国家，集中力量首先发展生物领域的某些技术，已取得成功。正是看到这一发展契机，许多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生物技术的发展。印度成立了与科技部平级的生物技术部，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马来西亚建立了“生物技术与产业联合会”，由副总理担任主席，目标是把生物资源丰富的优势转变为生物产业优势。泰国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委员会，总理亲自担任主席，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中心”，由副总理担任主任。
中国进步不小但差距仍大
记者：有人认为，我国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基本与世界同步，但产业化方面差距较大。对此，您如何评价？
陈竺：客观地说，近年来，我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产业化，我国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从计量学的角度看，我国与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有关的论文只占自然科学论文的2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达50%，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创新能力不足，政府投入不够，人才流失，部门研究计划协调不够，投入机制欠科学，缺乏支持科学家自由探索的机制，科研与产业结合不够，企业研发力量弱，科研院所缺乏良好的现代管理制度等等。我重点谈谈科研投入问题，近几年我国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例逐年提高，去年已达1.32%，有一点遗憾的是研发经费对各学科的投入基本是等额增长，没有进行结构调整，用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发费用的比例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华人科学家成就卓著
记者：既然我国目前在生物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在下一轮生物经济的竞争中，我们是不是只能被动挨打，还有没有竞争优势？
陈竺：我们不但有优势，而且还有决定性的优势，那就是人才。大批活跃在海内外生命科学领域的华人生物科学家，是我国发展生物经济的巨大动力源。目前，华人生物科学家在全球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很多人的工作正改变着某一领域的研究方向，有的成果已达到类似诺贝尔奖的能级。有关统计表明，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级科学期刊刊出的有关生命科学的论文中，有华人科学家参与的工作已占到约40%的论文。在中国国内，除了有当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样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重大成就，也有类似于2002年4月在《科学》杂志和同年11月在《自然》杂志上重点报道的水稻基因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等。现任美国科学院院长在谈到华人生物科学家的贡献时曾说到，如果没有华人开展生命科学研究，生命科学的小一半工作就不会得到开展。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人口与健康、农业与环境保护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生活质量和实现农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依靠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贡献。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不能错失生物经济发展良机，要抓住人才和市场优势，大力发展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充分发挥华人生物科学家在生物技术领域的优势，推动中国生物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化？
陈竺：我国召开全球华人生物科学家大会并举行规模空前的生物经济周活动，正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促进海外华人生物科学家与国内同行交流和合作。我们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吸引海外华人生物科学家和留学人员为国服务，不求所有，只求所用。同时，还要切实为这些人才回国创造一流的工作条件，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满足于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最近我国在这方面有不少大手笔。一是科技部、原国家计委和北京市政府共同投入7亿元成立北京生物科学研究所。二是中科院、广东省和广州市共同投入3亿元成立了广州生物医药和健康研究院。这两个研究机构的目标就是要建成国内学术水平最高、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所长和实验室主任大多都是著名的华人生物科学家，如北京生物科学研究所所长是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王晓东，广州生物医药和健康研究院院长是曾在美国默克药厂艾滋病疫苗发明人陈凌。我相信，这些华人生物科学家回国工作，一定能够有力推动中国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