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流通体制3项改革中，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医药流通领域现在已经基本市场化了，但80%的医疗资源还集中在公立大医院里，他们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处于强势地位，完全有条件牟取超额利润。
国家发改委酝酿多时的第17次药品降价在遭到上游制药企业强烈抵制后正酝酿变脸。2005年5月中旬，以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和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为首的24家行业协会，联手向国务院递交了《对价格工作和22种药品降价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建议这次降价的幅度控制在20%以内。近日又传出了本次降价的最终幅度将是40%的说法，即使是按照这个幅度降价，也与传闻中某些重点品种降价60~90%的幅度有着不小的距离。
自1996年原国家计委开始整顿药品价格秩序以来，中国药品市场先后历经了大大小小16次降价，但时至今日，药价虚高的顽症似乎并没有被根治，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政府向左，市场向右，人们不得不重新对降价政策进行反思：政府的药价之手到底能不能将目前从医到药整个链条中存在的所有矛盾都化解？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药企
据一位医药界资深人士介绍，从1996年起，随着国家对医药市场不断开放，政府意识到药价不能像脱缰的野马，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因为在当时，国内药价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老百姓对抑制药价的呼声日渐高涨。
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我国药品的价格一直实行政府定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国家才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药品的市场价格。“那段时间对制药企业而言，简直就是黄金时期。”这位人士对放开药品价格评价道，那段时间企业盈利情况普遍都比较好，随后便有很多业外资本涌入医药行业，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逐渐形成。企业出厂价的完全市场化环境酝酿成熟。由于竞争日益激烈，药品出厂价与零售价之间的空间被越拉越大，寄生在这个链条上的腐败现象开始引起社会的不满。
1996年，原国家计委开始整顿药品价格秩序，同年8月下发了《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对部分垄断性药品和临床应用量大面广的少数最基本的治疗药物实行政府定价。这是政府对药价调控的一个铺垫性文件。
1997年以来，国家加快了药品降价步伐，先后11次降低了药品价格，降价品种多达800多个，涉及进口药、抗感染类药品、生物药、中成药等，降价总金额达150亿元。
在历次药品降价中，抗生素降价首当其冲。原国家经贸委员会经济运行局曾经对1200多家医药生产企业进行调查，39.5%的企业表示药品降价对企业冲击很大，42.6%的企业表示有一定影响，有8成企业认为药品降价对企业发展有影响。
以2004年那次大规模的抗生素降价为例，此次降价给相关抗生素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根据24家医药行业协会集体提交国务院的文件显示，山东新华制药2004年亏损5561万元；华北制药2004年利润下降了77%，2005年一季度亏损；鲁抗医药2004年亏损9235万元。其中降价因素（包括招标再降价）对2004年利润的影响很大：山东新华制药减少800万元，北京双鹤药业减少1200万元，上海医药减少8000万元，华北制药减少2亿元。
药价屡次空降之谜
当药品降价这一拳砸得相关企业喊痛的时候，它对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的抑制作用逐步引起业内人士的怀疑，甚至后来媒体纷纷用“空降”一词来形容其效果。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首先，目前医院的体制决定了其对高价药的喜好，也使得部分降价品种失去竞争力，市场纷纷被替代品种，即所谓的新药取代。其次，目前国内常用药大约有7000多种，涉及的规格有数万个，相比之下，每次降价几十个或者上百个种类的药品，其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少。也就是说，每次降价都是在极小范围内进行的，并没有真正触动整个药价的大盘。
经过1997年以后的多次降价后，整个药品交易链的免疫能力正逐步增强，对付降价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起初的办法是通过更换包装或者推出新规格、新剂型，使药品变脸，从降价品种升级为新药品种获得新的定价。
连续的抗生素降价已经对整个产品结构起到了非常明显的调控作用，以往的经验表明，一旦某种抗生素价格大幅下降，医院或医生就可能弃之不用，或者很少使用这种药品，取而代之使用其他高价的抗生素。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青霉素。经过国家发改委数次调价后，现在一支青霉素的价格大约为0.7元，与之疗效接近的头孢曲松钠在调价前是每支30多元，如果是外资药厂生产的，则在100元以上。降价的结果是，目前很多大医院很少使用青霉素。
不久前本报公布了2004年全国重点地区典型医院用药抗生素产品排行榜，其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降价范围内的产品都被所谓的新型抗生素踢出用药排行榜前列，产品位次更迭异常。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在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我国药品累计降价金额已达300亿元左右。但受体制和机制制约，降低药品零售价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间环节的利益分配格局，流通环节仍然存在较大的赢利空间。降低药品零售价格并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治本之策。
体制是瓶颈
既然降低零售价是权宜之计，那么真正的药方在哪里？
首先来看看药价虚高的病因。可以说，药价虚高的“根子”还是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上。有分析人士指出，政府一方面屡屡降价，一方面又允许以药养医，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上游企业药品出厂形成的自由市场竞争氛围在医院和部分药店终端逐渐缺失，医患之间在药品选择方面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将降价的威力化解了。
其实，大面积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在降低药价方面的威力远远大于国家的几次药品降价，但迫于医院方面的压力，药品招标后，在零售价的确定上又不得不照顾医院的利益。2004年初，杭州市率先开招标药品零售价定价新办法先河，直接规定中标药品按照中标价顺加销售，当时杭州市82家医院联合对外宣布对5000种药品进行大规模降价，平均降幅达27%，全年让利3个亿。
此举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但紧接着就像当地卫生界人士预测的那样，传来医院亏损的消息。据悉，2004年1月，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亏损55万元，是建院80年来首次出现亏损，随后又传出更多医院亏损的消息。
有关人士认为，药价虚高问题最终还得通过医疗体制层面的改革来解决。在医院管理体制、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流通体制3项改革中，医院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医药流通领域现在已经基本市场化了，但80%的医疗资源还集中在公立大医院里，相对于药品生产者、经销商和消费者而言，他们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处于强势地位，完全有条件牟取超额利润。
中央党校研究室的赵杰博士说，只有当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充分时，药品价格的虚高部分才会最终被需求方的理性行为打压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