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穷二白”不忘奋发图强，上海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举世震惊。
40年后，十年磨剑而后提升能级，张江“药谷”已孕育各项专利540项，25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金秋，中国第一个人源化抗体类药物益赛普在这里上市；国内首个高内涵药物筛选技术平台在这里启用；还有现代医疗器械园、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在这里启动……
生物医药产业是21世纪最具潜力的产业。历经十余年积累，张江生物医药产业也正处于孕育突破、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阶段，而关键词仍然是：自主创新。
迟到的诺贝尔奖提名
中国生物制药自主创新的起点是无比辉煌的，乃至今天仍被人津津乐道，那是中国科学家唯一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值得骄傲的是，这项成果是在上海做出的。今年，恰好是此项成果取得40周年。
牛胰岛素不能直接用于人身上，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的具有生命活力的蛋白质，是生物医药领域无可争议的里程碑。1979年，此项成果获诺贝尔化学奖提名。因十年动乱而迟到14年的提名足以证明，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原创性成果。
直到今天，张江生物医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宁妮仍然认为，中国的生物技术研究还是所有学科中距离发达国家前沿水平最近的一个。但是，“差距相比过去，正在拉大。”
差距集中体现在产业化上：2004年，张江生物医药总产值达35.8亿元，约占全国生物制药产业总产值的13%，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但这个产值还不及美国Amgen公司一个产品———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年销售额的十分之一。时代不同了，1965年时，胰岛素还是人类唯一已知一级序列的蛋白质，临床使用的人造生物药品只存在于幻想中。中国研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更多是出于“为国争光”的目的，采取的是不计成本的“大兵团作战”，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5个研究所加上北大、复旦，七八百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投入此项研究。但21世纪，生物药品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市场，销售额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传统医药不到10%的增长率，这种情况下，市场需要的是一批产品，而不是一个倾举国之力的实验室成果，由企业主导自主创新，已是大势所趋。
据权威人士估计，中国在医药生物技术产品领域，以实验室研究为代表的“上游开发”仅比国际水平落后3年至5年，但大规模生产与销售的“下游工程”却至少相差15年以上。
这种境况下，对有志于做“中国药谷”的张江生物医药基地来说，进行什么样的自主创新，开发什么样的产品，都是理性而又实际的问题。
5000万元成就一个新药
说张江是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活力最为积聚的地区之一，并不为过。在全国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新药总数不过约150个的情况下，根据张江生物医药协会提供的数据，光去年一年，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新药开发资助的60个进入临床新药注册申报的新药中，其中1/3是生物类新药。
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新药绝大部分都不是首创的一类新药，而是国外早已有同类产品的“仿制药”。
“益赛普在美国就早有类似的药物。”对10月份刚刚上市的新药益赛普，生产者、中信国健常务副总经理王俊林也不讳言。
益赛普是治疗中重度类风湿性关节炎、牛皮癣和强直性脊柱炎的特效药，也是国内第一个上市的人源化抗体类药物。据王俊林介绍，益赛普的研发历经7年，投入达5000万元人民币之多。而王俊林所说的“类似药物”是指于1998年底在美国上市的依那西普（Enbrel），由Immunex公司研制，目前在全世界的年销售额已超过25亿美元。
这令人担忧生物医药是否会延续中国医药行业长期以来遭遇的问题：原创力不足。要知道，我国化学药品生产的97%以上是仿制品。
王俊林反问记者：是不是只有一类新药才算是真正的自主创新，而仿制药就不是？他介绍，在美国，目前超过50%的药物属于仿制药，在日本，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70%至80%。仿制药并非完全抄袭，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弥补工艺、药效等不足，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有完全不同以往的东西，其实也是创新。王俊林相信，由于价格优势，益赛普在国内以及东南亚、南美洲具有广阔市场前景，预计该药明年销售即可达上亿元人民币。
王俊林的观点得到了张江众多同行的认可。上海欣百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产品研发主要方向是血清白蛋白与治疗性药物如乙肝、丙肝干扰素之间的结合。公司经理朱化星介绍说，这在国外已有类似的药物，谈不上原创。但他认为，脱离市场谈自主创新没有任何意义。科研成果只有转化为产品才能实现价值，没有市场，至多停留在实验室里，不能成为行业的发展动力。
上海泽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了世界首个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结构和功能的抗心力衰竭药物，技术是总经理周明东从国外带回来的。周明东认为，原始研发是起点，规模化生产是终点，无论从中间的哪一步介入，只要做出新东西，就是创新。
好钢用在刀刃上
“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完全原创型的生物制药研究还是相当困难。”朱化星说。
这个国情包括人才、设备、体制，但最重要的还是金钱。如今，开发新药的平均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的6年延长到今天的12年，而且，约有一半的新药候选化合物在后期临床试验阶段遭到淘汰。开发一个新药品种所需费用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3亿美元左右，上升到8亿美元，超过了国内最大的医药企业一年的主营收入。
美国最大的生物医药公司安进（Amgen）每年的研发费用大约是11亿美元，是其年销售收入的20%。而国内整个医药工业的研发投入，多年来都只在总销售额的1%左右徘徊。而广告费用却可以达到销售额的5%至10%。说到这一点，大多数企业却表示理解。“这也是没办法，投不起，索性不投了。”
被钱卡了脖子的滋味，张江的许多生物医药公司都遭遇过。2002年，泽生公司的抗心力衰竭药正处于中试的关键阶段，预备申报临床试验批文，可资金却基本用光了。还没有拿到临床试验的许可，前景不明朗，风险投资公司根本不愿拿钱出来，公司差点倒闭，最终靠几个主要投资人东借西凑才捱了过去。
中信国健是张江发展较好的生物医药公司。除了已获上市的新药益赛普，公司进入临床试验的新药有7个，正在申报临床的新药10多个，并已在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取得了一个一类新药的发明专利。说到经验，王俊林认为，公司8.36亿元的资金总额，是最大的保障。有了钱，研发和生产才有了充足的底气。
但生物医药企业中，中信国健这样实力雄厚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怎样解决这至关重要的资金问题？
风险投资还是第一选择，像泽生公司，新药拿到国家允许临床试验的批文后，融资1亿元。这已日益引起政府重视，在浦东风险投资发展问题研究座谈会上，相关部门明确表示：引入风险投资成为今年浦东新区开发的工作重点。
政府基金是另外一种渠道，张江已有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上海科技型中心企业创新资金和浦东新区基金等多方位支持企业发展。但企业也希望，基金的筛选体系能更完善，好钢用在刀刃上，对好项目，不余其力扶持。
生成一批领头羊、大企业，药谷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才有自主创新的源源动力。这是张江生物医药企业的共识。
也为他人做嫁衣裳
张江“药谷”还在探索一条创新新路：研发外包。
10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张江药谷，对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产业进行了专题调研。其实，张江的“上海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基地”、“浦东新区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中心”，也就是今年年初才成立。不过，发展目标口气不小：“成为亚洲规模较大的研发外包服务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承接各种药物开发合同。”
所谓研发外包，是指大企业将非核心的研发业务交给专业供应商来做。目前，美国每年生物医药研发经费的40%至50%的资金被投入到研发外包中。专业人才价格相对低廉的亚洲、东欧等地，成为研发外包服务对象的首选。
位于张江“药谷”的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做研发外包颇为成功的企业。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叶常青介绍，该公司主要为美国第四大医药企业礼来公司研发新药，“他们设计好化合物结构，我们在实验室里把它们合成出来。去年开拓者做了8000多个化合物，至于说这里边有几个能成为药物，治什么病，都属于技术机密，我们一点也不清楚。”
这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出乎记者意料的是，开拓者90%多的员工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博士、博士后一大堆。这些人才做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有些浪费了？但叶常青认为：研发外包也要自主创新。“大部分化合物还是首次合成，文献上根本找不着，我们第一个把它做出来，这就是创新。”
怎么看待研发外包的作用和地位？张江生物医药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全球80%的生物技术企业集中在欧美的今天，参与研发外包，能与全球最新药物研发同步，有利于增强自身创新能力，了解最前沿的技术发展，学习新药研发的管理运作模式，同时能在短时期内获取利润，反哺自身药物创新。
1996年，首个国家级基地———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落户张江。10年后，当“药谷”的名字越来越响亮，如何清晰定位巩固优势，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技术产业链和价值实现链，是张江所要面对的未来。
我们等待收获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