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用便宜药”的肝癌患者已经花掉20万元，还有相当多的癌症患者因为恐惧于昂贵的药价而放弃了治疗。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昂贵的肿瘤治疗费用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甚至超过了病痛本身对患者的折磨。难怪有医生戏言：“癌症患者——一半是被病本身吓死的，一半是被天价的治疗费吓死的。”
经济压力高于病痛折磨
石增军，总参测绘局一位副师职退休干部，1995年5月被确诊为结肠癌。在被问及对化疗药物药价的看法时，石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做了6个疗程的化疗，每个疗程是5天，费用大约7000元左右，6个疗程下来花费了4万元左右。注射用药有5FU、表阿霉素、康泉（一种止吐药），康泉是可以在化疗过程中天天用的，但因为是自费药且价格比较贵，一支药是498元，所以每疗程只打一支，共打了6针，花费了3000多元，6个疗程下来，所有费用5万元左右。医生要求做9次化疗，可是做6次后石先生就没有再做。石先生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元钱左右，一年的工资也就2万元左右。如果不是公费医疗，那就意味着我要把3年的工资一分不用，才够支付化疗费用。”
另一位2001年2月确诊为肝癌的患者，做了9次介入治疗。他为记者列出了一次介入治疗所用的药及花费情况：阿拓莫林（20元/支左右，3天共用18支）、吡喃阿霉素（198元/支，3天共用6支）、华蟾素（229.8元/盒，20天共服12盒）、甲酰四氢叶酸钙（105元/支，3天共用1支）、克林霉素（60元/支左右，3天共用6支）、瑞白注射液（291元/支，2天共用2支），这些只是比较贵的药，费用大约3000多元。该患者一次介入治疗用药大约有40多种，包括口服的、注射的，加上每次住院治疗前的各项检查费，治疗中的各种医用器具费及治疗出院一个月后的全面复检费等，就要达到2万—3万元，9次的介入治疗费用大约20万元。“我每次治疗都会请求医生尽量用便宜的药，可以报销的药，国外的药几乎不敢用，因为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几万元一支，我这个工薪阶层根本用不起。如果不是公费医疗，那我只能回家等死。”患者感叹地说。
需求小是肿瘤药昂贵的主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药剂科汤致强主任认为，导致某些抗肿瘤药药价高，除了因为研发过程投入大，某些生产原料昂贵外，还有3个原因：一是抗肿瘤药与其他药物不同，需求数量较小，它是有特定人群的，只有一个相对很小的人群，势必就要定价较高；二是辅助用药的大量使用。近年来研发出了很多放、化疗的辅助用药，这些辅助用药使用到放、化疗过程中，提高放、化疗的疗效，减少了毒副反应，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当然费用也相应有所增加；三是制贩假冒伪劣抗肿瘤药品及保健品。一些人受经济利益驱使，加之药品监管不严，流通秩序混乱，这不但阻碍了我国医药经济的健康发展，扰乱了正常有序的医药市场，而且这些假冒伪劣抗肿瘤用药和保健品流入社会，也会给癌症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并严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
有关药价问题，药厂也是一肚子苦水。据北京某药厂的负责人讲，一种新药生产出来，药厂会根据自己原料成本、员工工资、设备折旧来核算，然后报给国家有关部门来定价。当然，为了维持药厂的再生产，成本确实要多核算一点，但也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影响药品定价的因素包括：药品的研发成本，药品生产成本，药品流通成本和市场推广费用等。其中，药品的研制开发费用本身很高，同时也应该有更高的风险回报。药物的研制开发费用在药品的专利保护期内应得到充分地补偿。在专利保护期结束后再次记入成本的情况是药品价格高的原因之一。另外，有些药厂迫于市场的竞争压力，在药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等方面加大投入，也提高了药品的成本。
国产药不一定差于进口
汤致强主任认为，说化疗药药价偏高，是一种片面的说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化疗药药价都居高不下，有很多用药也是很便宜的，例如阿霉素、甲氨喋呤片、氟脲嘧啶等，都是很便宜的药，在临床也都是被广泛应用的药。
“某些药的确是很贵，但大多是进口的，或是新研发的药，因此往往定价都会很高。”汤主任解释说，某些抗肿瘤用药价格之所以会很高，主要是因为开发研制一种新的抗肿瘤药确实成本很高，它贵在研发过程投入成本大。国外研发一种新药，从研制、筛选出来，到最后得到批准上市，至少要用10—15年的时间，要经历从动物试验到人体的漫长过程，可能要投资几亿美元，它贵在药品的科技含量上，科技投入大，研发过程复杂，所用的资金相对就会高，还要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等。
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国家加大了这方面研究的投入，我国已有多家抗肿瘤药物原料药生产企业和多家制剂生产企业。国内许多厂家均能研制生产抗肿瘤药物，能生产的药物种已超过几十种，且比国外进口的药便宜很多。
他表示，不论是国外进口的药，还是国产药，药价都是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由地方政府物价的有关部门定价的。药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一段时间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物价局会做适当的调价。
观察：谁来解开其中的结？
尽管药厂有药厂的难处，医生也有医生的见解，但因治疗费用过高，不少患者倾家荡产、甚至干脆放弃治疗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久前看过这样一则报道：一位身患绝症的老母亲被扔在医院无人照看，媒体纷纷谴责老人惟一的儿子。可是后来调查发现，这位儿子为了给母亲治病，不仅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而且每天在外面打好几份工，为了省钱，宁可步行几个小时也舍不得花1元车钱，然而还是凑不齐昂贵的治疗费。
不可否认，肿瘤创新药物的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相应的患者数量却较少，要想在短期内收回投资，药品的价格肯定高昂，患者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对此，政府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如制定一些倾斜政策，延长专利保护期，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让企业可以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逐渐收回投资，从而让新药以一个适当的价格惠及更多患者。
另一方面，患者也不要只把眼光盯在进口药、新药上。肿瘤专家表示，很多老药疗效确切，只不过过了专利保护期，生产企业众多，因而价格低廉。在经济承受力有限的情况下，选择这类药品不仅安全有效，而且可大大降低治疗费用。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药价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保障低收入人群也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正是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的政府应该从事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