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7日举行的公立医院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并已开始运作，专门协调统筹医疗改革各方利益。
国务院医改小组设在国家发改委，由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双组长。如果不出意外，医改大方案今年底或明年初即可出台。目前，医改小组比较青睐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
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的殷大奎表示，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英国模式”受青睐
有消息人士称，从表面看来，“英国模式”照顾了公平，却牺牲了效率，从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但英国的医疗体制提高了实际的效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预防为主”。
有分析认为，在英国的基本医疗体系中，社区医生对每户人家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加上由政府组织的各种体检，随时可以把许多疾病消灭于萌芽当中。如此，尽管许多大型公立医院的服务不能尽如人意，但真正去大医院看大病的人却减少了许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极大提高了效率”。
此外，对于农民，新方案仍将坚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论坛上，卫生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演讲也印证了上述消息人士提出的“英国模式”构想。这位官员透露了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二三四五”策略。
医院药品加价率达到30%-40% 5成药品收益流入医院
9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公立医院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透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已经成立，并已开始运作，专门协调统筹医疗改革各方利益。
王东生称，“目前，我国医疗机构药品加价率远远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情况非常普遍，据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医疗机构的药品加价在30%%至40%%之间，远远超过国家规定15%%的水平。”
另据市场报报道，发改委价格司相关人士指出，中国药品生产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十分严重，不少企业并不具有研发和市场经营力量，只是通过底价包销，沦为简单的药品加工厂，其实际出厂价格包含内容并不完整。
同时，药品流通领域环节太多，全国有1万多家药品经营企业，个人承包、挂靠经营现象普遍，许多国有商业主渠道沦为开票、倒票或物流配送的角色。
“目前，企业对医院和药店销售药品，采用两种价格体系。”这名官员表示，一些药品在药店销售更接近出厂价，而卖到医院则包含了流通环节、医院加成等多种成本。该人士指出，目前药品销售80%市场被医院占据，在药品收入利益分配格局中，若以零售价为100%，生产环节占30%，商业流通环节占20%，医院则要占到50%。而医院占的50%收益份额中，医院正常加价占30%，医院接受企业费用占5%，医生个人灰色收入占15%。
他还表示，现在同样还存在用贵药、大处方、乱收费问题。
要解决公立医疗机构现行的“以药养医”和“创收机制”，就必须对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对此，王东生对此给出了对策，即必须实行医药分业，并需要建立政府投入补偿机制以及人事制度和分配激励机制。
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
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的殷大奎透露，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他在该论坛上演讲了题为《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报告，他列出的一组数据让论坛的听众吃惊不已：
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
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我国87.4％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国农业合作医疗覆盖率下降到只有4．8％，直到1995年也只恢复到15％；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200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56亿人；
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殷大奎介绍，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正确性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殷大奎：出现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有三
一、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偏转，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过多强调效率优先；
二、在实践操作层面，过分强调经济体制的市场原则，过分放大市场化效应，弱化社会公益的职能；
三、在技术性操作层面，医疗卫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内容，但我国对城市的基本医疗保险、农村的合作医疗等，在一段时期内不够重视。
与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不公平相比，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效率也令人忧虑。殷大奎同样列出了一组数据：
1978至2001年，卫生总费用从110.2亿元上升为5150.3亿元，平均年增长12.2％，同期GDP平均增长9．42％；
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近8年来医院人均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1982至2000年，中国政府办的医院占全国56.2％至64.4％的床位，51.1％至63.4％的人员，仅承担27.3％至40.8％的门诊量，38.8％至54％的住院量；
2002年，中国综合医院平均住院日为10.6天（美国不足7天）；英国阑尾炎手术住院日从1975年的7.9天降至1985年的5.4天，2001年中国该手术平均住院日仍为7.2天；我国CT利用率仅为38％，核磁共振利用率仅为43％，在我国100万至20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20台以上CT是较普遍的，仅此一项浪费就多达50亿至60亿元；按国际标准，由于大处方，我国卫生总费用12％至37％被浪费掉了。
“没有公平的效率，对社会的贡献是反比性的，效率越高，负面作用越大；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没有希望低水平的公平，其内在关系也呈反比，即越讲公平，效率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力求较高的效率，即贯彻公平、效率一致性的精神。”殷大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