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两本与制药工业有关的译著几乎同时面市。一本是著名的商业和经济思想大师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华夏出版社），另一本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主编玛西娅·安吉尔的《制药业的真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塑造工业时代：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的非凡历程》一书反映了钱德勒对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特具历史感的描述和分析，描绘出一幅完整的产业发展图景。从大师选择现代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进行20世纪工业时代的总结和剖析来看，他这样一位商业史大家已经给予了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高度的肯定。
而安吉尔的著作，只要看到标题下的那行小字：“一个2000亿美元的行业如何欺骗了我们。”你就会知道这是一本对制药工业现状多有批评的书。比较起来，安吉尔的书更具有畅销书的特质，言辞更为犀利，观点非常尖锐，层层披露制药业内幕，曝光行业的潜规则。
但是，制药工业真的在21世纪成了“骗子”和“害虫”？制药工业是创造拯救人类生命的产品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依靠营销手段促销药物的暴利行业？
安吉尔说：“药物非比寻常，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需要药物来维系。但制药工业让我们不安。”
《制药业的真相》一书讨论了1980年以来美国制药业（主要是大型制药公司）存在的七个主要问题：制药公司生产了过多的模仿性创新药，而创新药物太少；美国FDA过于听从它所监管的行业的话；制药公司对自己产品的临床研究的控制力过于强大；专利和市场垄断期限过于漫长而且过于有弹性；制药公司对自己产品的医药教育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关于研究和开发、销售推广和定价的信息不透明；价格过于高昂和差价过大。归纳起来，美国制药工业面临着三大困境：
一是技术创新乏力。二次世界大战中，处方药领域发生革命以后，推出了大量新药。20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有20种新药推出，50年代每年平均有50种。而到了1998~2002年，美国FDA批准的创新药物平均不到12种。2002年FDA批准的78种新药中，只有17种包含新的有效成分，只有7种是对老药有所改进的，大部分新药都是安吉尔定义的“模仿性创新药”。但制药工业宣称投入的研究开发费用却日益增加。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宣称2001年美国制药工业投入300亿美元用于研发。正如塔夫特中心主席肯尼思·凯特林（Kenneth I. Kaitlin）所说：“将新药引入市场总是一件非常昂贵且充满风险的事情，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成本仍然在直线上升。”
当技术创新如此艰难，制药工业是如何应对的？即生产模仿性创新药，制定有利的专利和市场垄断期限保护政策。安吉尔说，制药工业没有什么创新，他们是在享受遥远过去的盛宴的剩菜。
二是营销难题。十大制药公司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及股东的年度报告中披露，1990年公司销售收入的36%用于“销售和管理费用”（该费用是研究开发费用的2.5倍），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10年内几乎保持不变。
巨量的销售费用花到哪里去了？制药行业、美国会计总署（GAO）和许多媒体的解释与安吉尔的说法不同。
但安吉尔的揭露，我想肯定让制药公司和很多医生感觉芒刺在背。正如安吉尔所说，制药公司销售的主要目标不是公众而是医生，医药代表在出入医生的生活。2000年以来，为了规范医药代表的行为，美国医学会和政府部门都有所行动。但企业影响医生的渠道并非只有一个，他们还可以通过医学教育、医学会议甚至临床试验，让医生用他们的药品。
三是社会责任缺位。人们生病的时候，是否有得到救治的权利？作为生产救命产品的产业，制药工业是否有权索取高昂价格？制药工业是否应该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直接影响议会和监管者（FDA）的决策？
的确，人们可以容忍昂贵的爱玛仕丝巾、路易·威登手提袋和阿玛尼西服，但是人们很难接受在需要时买不起药。这是因为那些奢侈品背后有大量的替代品，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而药品的可替代性就很小，穷人和富人，如果得了一样的病，对症的药物就是同样的。这时候，价格就会直接影响药物的可获得性。目前，并没有将保障药物可得性的责任赋予制药工业，但这个产业确实应反思自己的行为，至少不要让社会认为他们是不承担社会责任的“麻烦制造者”。
尽管《制药业的真相》写的是美国的情况，但对于这些问题，谁能说中国企业不也挣扎于其中？（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现任职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