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有所医”是公众的基本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有效的保障，基本医疗药物能够确保价廉物美的供给，应该是政府对民众的基本义务。基本药物制度的推出，假如真能达到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药品的既定目标，无疑将是全体国民的福音。
不过，假如认为有了基本药物制度，有了医疗机构“零差价”卖药的相关规定，基本药物制度就能顺风顺水地实施，公众就能获得剂型适宜，价格合理，供应充足的基本药物保障，还有些过早乐观。
现实中，药品进入基本药物名录后，却销声匿迹的并不少见。限价的基本药品被厂家换汤不换药地套上一件新马甲，便不受限价制约，继续高价高利行销。可见，既然药品上纠缠着过多的既得利益，指望这些既得利益者主动让利来惠及公众，无异于与虎谋皮。
另一方面，基层医疗机构的运营同样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假如政府的投入只够发退休人员工资，那医疗机构的运营多只能自筹经费，药品加价正是医疗投入不足的变通办法。既如此，假如无视医疗机构的运营成本，不去补足医疗投入的缺口，仅仅取消药品加价，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药品加价”的根源。
因此，基本药物制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必要的前提。在这方面已有行动。有报道称，广东省惠州市“15%的药品费用是政府部门帮患者出，等于说实现了市民看病全部政府买单”。有了政府对于医疗成本的分担，医疗体制的理顺，患者福祉的回归，也才可以期待。（生物谷Bio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