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前一个怡人的夏日，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 克林顿宣布了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它的重要性堪比人类登月的壮举——这就是几乎完整的人类基因组排序。当时在白宫发布会现场的，还有两位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科学家——弗兰西斯 科林斯和克莱格 凡特。克林顿和其他演讲者都极为乐观地表示，随着这项历史性成就的问世，很快将有大量新药物和新疗法涌现出来。
如今十年过去了。在生命科学的研发上，美国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已经挥霍了将近1万亿美元的资金，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倍。然而人们所期待的神奇新药和新疗法却迟迟没有到来。相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所批准的新药品数量不升反降。1996年，美国一共批准了53种新药，是历史上最为高产的一年，然而2005年到2009年间，美国平均每年批准的新药只有21种 。而且在成千上万种已经发现的基因标记中，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只认可了其中的少量基因标记与疾病有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人类生物学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复杂得多。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另一个造成新药物和新疗法迟迟没有问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物医学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未能把握住1万亿美元的医疗科研支出所带来的最新科学。这些最新科学不仅包括基因学，也包括神经科学、纳米科技以及环境对DNA的影响等各个领域。
这种“新生物学”目前仍处在襁褓阶段，它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况且，当前我们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所以无法确知究竟其中哪些部分才能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或者降低医疗保健成本；也不知道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究竟谁才能够运用这些科学知识。
个性化医疗保健
不过，我们仍有希望迎来一种新的医疗保健方法，它与现行医疗保健方法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这种方法将基于：1）利用某个人的基因和其他生物标记，加上传统的诊断测试以及家族病史，来预测他未来的健康状况；2）利用设计好的防病策略来使人们保持健康，而不是等到患了病再去治疗；3）更加强调个性化、定向化的医疗保健和治疗方法。
这种新科学还将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关于他们自身健康的信息，使那些希望能为自身健康担负起更多责任的人能如愿以偿。
不过，未来可能出现的生物转化技术却撞上了“传统”这堵墙。此外，科学、医学、政府、商业和法律基础设施的落后，也阻碍了生物转化技术的发展。虽然这些领域自身在做出重大发现时，都纷纷表现出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然而在适应“新科学”的过程中，这种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却并未得到体现。
例如，尽管法律界已经争论了30多年，要给DNA下一个法律定义，而且这个法律定义可能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迄今为止，美国的法律系统却仍未决定是否可以对基因授予专利权。再比如，要对数千种新发现的基因标记进行验证，就需要进行人体试验。做试验当然需要花钱，但投资人迟迟没有为这些试验买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尚未找到一种创造性的方法，使企业能够享有DNA测试的开发权或此类开发的许可权。另外，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目前也还没有弄清楚，如何才能有效地管理这些基因标记——尽管他们正在努力。
此外，生命科学界也应承担一些责任，生命科研系统已经变得过于细化和专业化了，就连类似领域的各研究机构之间也很少相互通气，他们与医生、病人之间的交流就更少了。这使生物医学界很难将单独的研究成果融入对人体的全盘理解中。
